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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全面取代农家的劳动所得与金钱收入。这六项供应是:粮食、医药、教育、丧葬、理发和电影。显然,这一套并不灵。不出数月,在众人的消极抵制之下,公社制度中最极端的例子终于被放弃,不过一直要到1960—1961年间,天灾人祸一起造成了大饥荒(正如斯大林推动的集体化行动一般)方才结束。
就一面来说,这种对意志力量的信仰,其实主要来自毛泽东对“人民”的信仰:人民随时愿意接受转变,因此也愿意带着他们的创造力,以及所有固有的智慧与发明能力参与这项伟大的大跃进工程。基本上,这是艺术家浪漫的观点,就是这股浪漫心态,引导他不顾党内其他领导人士提出的疑虑与务实忠告,径自于1956—1957年间,发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呼吁旧精英分子出来响应,自由发表他们的看法。毛泽东发起这个运动,是基于一项假定,他以为这些老知识分子,或许已经在革命中(甚或由于他本人的感召),完全改造了。结果,正如其他“感召力量比较欠佳”的同志所担心的一般,这股自由思想的突然奔流,反证明众人对新秩序毫无一致认同的热情。毛泽东心中对知识分子天生具有的那股不信任心理,于是获得证实;他对知识分子的怀疑和不信任,在10年“文化大革命”中达到最高表现程度。10年之间,中国的高等教育等于完全停摆,原有的知识分子纷纷被送到乡间劳动。[4] 然而毛泽东对农民群众的信任却始终不变,“大跃进”期间,在同样的“百家争鸣”(即发挥各地的本土经验)原则之下,他力促后者找出种种办法解决生产问题。毛泽东在根本上深信,斗争冲突、紧张压力,不但是生命中不可或缺之事,而且唯有如此,方能避免中国重蹈旧社会的覆辙。因为旧社会坚持的和谐不移,正是中国的弱点所在——这一点,其实是毛泽东在马克思学说中找出论点支持自己想法的又一章。革命,以及共产主义本身,必须靠不断的一再斗争,方能保持血脉畅通而不阻塞。革命,永远不能停止。
毛泽东路线的奇特之处,即在其“既是极端的西化,却同时又局部地回归传统”。传统模式,事实上正是毛泽东政权甚为倚重的基础。至于以苏联为师,具有高度重工业倾向的工业化发展,更是绝对的第一优先。“大跃进”的荒谬,主要来自一种盲目的看法——这一点中苏相同——认为不但要以农业养工业,与此同时,农业还得想法子自力更生,因为所有的资源都必须投入到工业中。这种重工轻农的做法,意味着以“精神”回馈,取代“物质”诱因。转为现实,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