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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全部袭自斯大林派所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9年）［History of the CPSU（b）：Short Course of1939］。直到他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前，毛泽东始终未曾跨出国门，其理念知识的形成，全是植根于中国本土。但是即使是这种理念，也有与马克思主义接近之处，因为所有的社会革命梦想，都有其共通之处，而毛泽东呢——毫无疑问具有十分诚意——正好抓住了马列主义中几点符合他见解的地方，用以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然而他所设想的理想社会，是一个众人异口同声，意见完全一致的社会，“个人全面自我牺牲，全面投入社会集体，最终将止于至善……一种集体主义的神秘思想”，事实上正好与古典马克思主义完全相反，至少在理论及终极目标上，后者的主张，乃是个人全面的解放与自我的完成（Schwartz，1966）。中共以为，一个人可以经由改造，产生精神的变革力量。这种强调心灵变化能力的看法，虽然是先后得自列宁和斯大林两人对意识知觉与自由意志力量的信仰，可是未免发挥得过火了。尽管列宁对政治行动决心的作用深信不疑，可是他却从不曾忘却现实——他怎么能？——他知道行动的效力，受到现实状况的局限；甚至连斯大林，也清楚其权力的行使有其限制。然而，若非深信“主观意志”的力量无限，若不是以为只要愿意，人定可以移山胜天，“大跃进”这种过火行为，根本难以想象，又怎么可能发生？专家可以告诉你，什么事办得到，什么事办不到；可是只要有了革命狂热，却可以克服一切物质障碍，意志力能够转变外物。因此“红”的意义，并不在其比“专”重要，而在它指出了另一条路。1958年间，中国各地同时掀起一阵热情高潮，这股热情，将使中国“立即”工业化，一跳跃过好几个年代，进入未来。而在未来，共产主义必将“立即”全面实现。于是无数劣等的自家后院高炉，纷纷投入了生产洪流；靠着土法炼钢，中国的钢铁产量在一年之内翻番——到1960年时，甚至还真的增加3倍以上。可是1962年，却又跌回比“大跃进”之前还要低的程度。这些土高炉，只是转型中的一面。另有24000个“人民公社”，于1958年中短短不到两个月内成立；公社内的农民，代表着另一面的转型。这些公社，是地地道道十足的“共产”，不但将农民生活所有的内容都全部集体化了，包括家庭生活在内，例如公社一手包办的幼儿园和食堂，解脱了妇女家务和育儿的操劳，反之，却将她们编成队伍送下田去——并以六项基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