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社会主义的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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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就变成以无止境的“人力”替代不可得的“科技”。中国乡间，始终作为毛泽东体系的基石，正如同当年游击年代以来，一直未曾改变。“大跃进”运动排山倒海而来，中国乡间又成为工业化的最佳场所，这一点则与苏联不同。在毛泽东的统治之下，中国不曾发生过任何大规模的都市化发展——又与苏联不同——一直要到80年代，农村人口才降到80%以下。

毛泽东执政的20年间，掺杂着超现实的幻想。对这种混乱，世人自然感到震惊。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若以饱受贫穷折磨的第三世界标准而言，中国老百姓的日子其实不算坏。毛泽东时期结束时，中国人平均粮食消耗额（以卡路里计）刚好居世界各国的中等（median）以上，并高于美洲14国、非洲38国，在亚洲也属居中——远超过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以外的南亚及东南亚全部地区（Taylor／Jodice，Table4.4）。中国人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也由1949年的35岁，增加为1982年的68岁——死亡率则持续下降（Liu，1986，pp.323—324）。而即使将大饥荒考虑在内，从1949年到毛泽东去世，中国人口还是由5亿左右增长为9.5亿多，可见得中国经济毕竟有法子喂饱大家——比起50年代的水平略见增长——衣物类的供应也比前稍有进步（China Statistics，Table T15.1）。至于中国教育，却同时遭到饥荒与“文化大革命”的波及，甚至连初级教育也不例外。天灾人祸之下，分别使入学人数锐减2500万左右。但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在毛泽东去世的那一年里，全中国进入初小的学童人数，比起当年他取得政权时多出6倍，即高达96%的注册率，比起即使在1952年还不及50%的比例，当然更见成就。诚然，纵使到了1987年，20岁以上的全部人口当中，仍有超过四分之一目不识丁或属半文盲——女性中不识字的比例，更高达38%—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读书识字，在中国是一件极为困难之事；1949年以前出生的34%的人口当中，有幸完全就学者可谓少之又少（China Statistics，pp.69，70—72，695）。简单地说，在持怀疑心理的西方观察家眼里——其实有很多人根本缺乏怀疑的精神——毛泽东时期的成就也许不堪一提；可是换作印度人或印尼人来看，他的成就却相当不凡。对于80%属于农民阶级、与外界隔绝的中国老百姓而言，自然也比较满意了。他们的期望，最多也就同其祖先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