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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白面”）的无锡人，当年曾是“理化会”的成员，后来在上海法租界居住，在他家花园的假山洞里制造“红丸”（有法租界巡捕房保护）。他制成的毒品用铅皮密封在木箱里，运到法国海岸边，抛入海里，然后由贩毒商人私运入欧洲。那个人成了大富翁。我父亲慨叹说：“大约那是我们惟一的成绩吧？”
东京《国民报》以英国人“经塞尔”名义发行。“经塞尔”其实是冯自由的父亲冯镜如的外国名字，借此避免清公使馆的干涉。报中文字由某某等执笔，其中有我父亲。后来因资本告罄停版。
抗战胜利后，我在上海，陈衡哲先生请我喝茶，会见胡适。他用半上海话对我说：“我认识你的姑母，认识你的叔叔，你老娘家（苏沪土语‘尊大人’的意思）是我的先生。”⑫锺书对我说，胡适决不肯乱认老师，他也不会记错。我想，大概我父亲由译书院回南后在上海工作。曾在澄衷学校、务本女校、中国公学教课；不知在哪个学校教过胡适。听说我父亲暑假回无锡，在俟实中学公开鼓吹革命，又拒绝对祠堂里的祖先叩头，同族某某等曾要驱逐他出族。我记得父亲笑着讲无锡乡绅——驻意大利钦差许珏曾愤然说：“此人（指我父亲）该枪毙。”反正他的“革命邪说”招致清廷通缉，于是他筹借了一笔款子（一半由我外祖父借助），一九〇六年初再度出国。
我大姐说，父亲一九〇六年到美国求学。但据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学籍簿，他一九〇六年九月入该校研究科，专研法律；一九〇七年七月毕业，寄寓何处等等都记载分明。料想我父亲在清廷通缉令下，潜逃日本是最便捷的途径。早稻田大学本科卒业不授学位；考入研究科，通过论文，便获得法学士学位。随后他就到美国去了。
父亲告诉我，他初到美国，住在校长（不知什么学校）家里学习英语，同住宿的还有几个美国青年。他要问字典上查不到的家常字（如大小便之类），同学不敢回答，特地问得校长准许，才敢教他。
父亲从未提及他的学位和论文。我只偶尔拣得一张父亲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九〇九—一九一〇年的注册证。倒是锺书告诉我：“爸爸的硕士论文收入宾夕法尼亚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