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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并不特别痛恨的人，无意中胡乱开了几炮，却刚好把这座古老的大厦给弄倒塌了。
来自布拉格的那个“面色苍白的瘦子”2没能实现的，关于基督美德的崇高理想，却被一群杂七杂八的普通百姓实现了，这些人并没有什么宏伟的抱负，只是希望能成为教会虔诚的弟子，诚心行善，安然享天年（最好不要夭折）。
他们来自欧洲的各个角落，代表各行各业，如果有历史学家点破他们所作所为的真实本意，他们一定会恼羞成怒的。
就以马可·波罗为例子说一下吧。
我们都知道他是个了不起的旅行家。他说自己见识过许多奇妙的景观。当他说起金碧辉煌的御座像塔一般高，还有花岗岩城墙足可以从波罗的海延伸到黑海，直引得那些见惯了西方城市小场面的邻居们哄堂大笑，并称他为“百万金币马可”。
对此，马可·波罗这个小个子也许有些束手无策，但是他的确在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算不上是一个好作家。对文学，他带着自己的阶级和职业所固有的偏见。一个绅士，哪怕是理应擅长复式簿记的威尼斯绅士，也应该挥舞长剑，而不是耍弄鹅毛笔，因此马可先生不肯改行当作家。但是战争使他进了热那亚的监狱。在狱中，为了消磨难熬的铁窗生活，他向同牢房的一个贫苦人讲起他平生的奇遇，而那贫苦人碰巧是个作家。欧洲人通过这样一种迂回的方式，了解了世界上很多前所未闻的事情。马克·波罗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家伙，他固执地认为自己在小亚细亚看到的一座山被一位虔诚的圣徒挪动了约4千米，为的是让异教徒见识一下“真正的信仰的力量”；他还轻易地相信了当时广为流传的无头人和三脚鸡的故事。在过去的1200年间，没有任何东西像他的游记那样动摇过教会的地理学概念。
当然，马克·波罗自始至终都是教会的虔诚弟子。假如有人把他与差不多同时代的著名的罗杰·培根相提并论，他一定会怒发冲冠。培根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科学家，为了对知识的渴求，他付出了被监禁14年和10年不准读书写作的代价。
但是两个人比较起来，波罗的危险性却大得多。
这是因为在10万人中，大概只有一个能够和培根一起追逐天上的彩虹，琢磨那些与当时的神圣思想对立的娓娓动听的进化理论，而每一个粗通文墨的平民百姓，都能够从马克·波罗那里知道很多《旧约》的作者们压根就没想到过的东西。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在世界还没有获得一点儿自由之前，仅靠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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