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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出版，就能够引起对《圣经》的权威性的反叛。大众的启蒙从来都是数百年辛勤准备的结果。但是探险家、航海家和旅行家们生动明了的叙述，是人人都能够听懂的，这确实为怀疑精神的兴起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怀疑精神正是文艺复兴后期的一个特征，它使得人们可以说、可以写一些几年以前还被宗教法庭所禁止的事情。
以薄伽丘的朋友们离开佛罗伦萨后听到的第一个奇特故事为例。按照故事3所说，所有的宗教体系大体上都是对错参半。如果真是这样，既然它们都有对有错，怎么能因为那些既无法证实也无法否定的观点就判处人绞刑呢？
而著名学者洛伦佐·瓦拉所作的探索就更有意思。他死的时候是罗马教会机构中一位备受尊崇的官员，然而在研究拉丁文的过程中，他确凿地证明，“君士坦丁大帝曾把罗马、意大利和其他西部省份送给教皇希尔维斯特”的说法（历任教皇一直以此为据声称自己是整个欧洲至高无上的主人），全然是一个拙劣的骗局，是教廷中一个无名无姓的小官在君士坦丁大帝死后几百年凭空捏造出来的。
或者我们来看一看更实际的问题。虔诚的基督徒一直小心翼翼地恪守圣奥古斯丁的教导，认为谁相信地球的另一面也有人类存在，谁就看不到耶稣第二次降临，也就没有理由生活在世上。而当公元1499年达·伽马第一次赴印度航行归来，向大家描述地球彼端那些人口众多的王国时，这些虔诚的信徒到底是如何看待奥古斯丁的教义呢？
朴素的人们一直以为世界是一个平坦的圆盘，耶路撒冷是宇宙的中心，而当“维多利亚号”4环绕地球航行平安归来，证明《旧约》的地理概念有相当严重的错误时，他们又该相信什么呢？
我还要重复一下我在前面说过的话。文艺复兴并不是一个自觉地致力于科学的时代，在精神领域也常常令人遗憾地表现出缺乏真正的情趣。在这300年中，一切都被追求美和享乐的欲望支配着。教皇虽然会对一些臣民的邪恶思想怒声呵斥，但是只要这些反叛者非常健谈，而且懂一点绘画学和建筑学的知识，他都会非常乐意邀请他们共进晚餐。而那些热情鼓吹美德的人，比如萨伏那洛拉，还有那些年轻聪明的不可知论者，则有丢掉性命的危险。在后者攻击基督教宗旨的诗歌和散文中，暴力的成分远远大于良好的品位。
可是，人们表露的是对生活的新向往，但无疑蕴藏着一股强大的暗流，那是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满，是对权力无边的教会束缚人类理智进步的不满。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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