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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不可以’吗？”
我几乎毫不犹豫地说：“她还没有下定主意。还有希望的。”
凤笑了起来。“可你说到‘希望’时，却拉长了脸。”她躺在我的脚上，像一只趴在十字军战士的坟墓上的狗，替我烧着鸦片，我在考虑，该对派尔说些什么呢。等我抽完四袋鸦片后，我觉得自己对未来有了充分的准备，我告诉凤，还是有一定的希望——我的妻子正在咨询律师。从现在起，我随时都可能收到重获解放的电报。
“这件事无关紧要。你可以拟定一个协议。”她说，我能听到她姐姐正在通过她的嘴对我说话。
“我没有存款，”我说，“我比不上派尔。”
“别担心。什么事都会发生。总有办法的，”她说，“我姐姐说，你可以取出一笔人寿保险。”我想，她是多么现实啊，既不轻视金钱的重要性，也不对爱情作出任何伟大或者有约束力的宣言。我不知道派尔在未来的日子里要怎么忍受这副铁石心肠，因为派尔是个浪漫的人，但就他的情况来说，似乎可以用金钱来解决问题，现实的冷硬会因生活的富足而被逐渐软化，就像一块强壮的肌肉会因不经常使用而逐渐松懈一样。有钱人总是无往不利的。
那天晚上，在卡提拿街那些商铺关门之前，凤又买了三条真丝围巾。她坐在床上，将那些围巾展示给我看，大声地赞美着它们那明亮的色泽，她那歌声般的嗓音填满整个空间，然后仔细地把这些围巾折好，跟另外的十几条一并放进抽屉里：仿佛她是在为一个折中的协议铺垫基础一般。我也为我的协议铺下一个疯狂的基础，在鸦片赐予我的不可靠的清晰感与预感之下，我在那天晚上给派尔写了一封信。我是这样写的——这封信我前几天又发现了，被夹在约克·哈丁《西方的任务》那本书里。我的信送到时，他一定是在翻读这本书。也许他只是用这封信来当作书签，后来就没有再读下去。
“亲爱的派尔。”我写道，我只有一次动过那样的念头，想写成“亲爱的奥尔登”，说到底，毕竟，这是一封很重要的、跟生计息息相关的信件，不同于其他撒几个谎只为谋生的信件：
“亲爱的派尔，我在医院时就一直想写信给你，关于那个晚上发生的事情，真诚地向你道谢。你将我从一个糟糕的局面里拯救出来。现在，我已经可以拄着拐杖走路了——我的腿骨折之处显然还不算难办，衰老还未伤及我的骨头，所以骨头还没那么脆。有时间的话，我们一定要举办个聚会来庆祝这个事情。”（行文至此，我卡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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