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艺术 (第10/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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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工作。因此,当艺术家孤立无援,面对黑夜呐喊之时,可能甚至连一个回声也听不到。理所当然的,艺术家应当将自己转变成天才,创造仅仅属于他的东西,无视这世界的存在,并违背公众的意愿。公众唯一具有的权利是依照艺术家设定的条件接受或完全不接受,在最好的情况下,艺术家可期待被精选出的少数人或一些尚不清楚的后人所理解,就像司汤达;在最坏的情况下,他只能写着无法上演的剧本,如格拉贝,甚至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或为不存在的庞大管弦乐队作曲,像柏辽兹;要不就只有发疯一途,如荷尔德林、格拉贝、纳瓦尔(de Nerval)以及其他几个人。事实上,遭到误解的天才有时可从惯于摆阔的王公手中,或急于附庸风雅的富有资产阶级那里,获取丰厚酬劳。李斯特(1811—1886)在众所周知的浪漫阁楼中,从未挨过饿。几乎没有人能像瓦格纳那样成功地实现其狂妄自大的幻想。然而,在1789—1848年两次革命之间,王公们往往对非歌剧艺术抱有怀疑态度,[5] 而资产阶级则忙于积累而不是消费。因此,天才们不仅普遍遭到误解而且还很贫困。所以他们之中绝大多数都是革命者。
青年人和遭到误解的“天才”,总是带有浪漫主义式的反感,反对市侩,反对充满诱惑和叫人吃惊的资产阶级时尚,反对半上流社会(demi-monde)和放荡不羁者(bohème)(这两个词在浪漫主义时期均获得其现在的内涵)的私通,反对体面人物的惯例和标准审查制度。但这仅仅是浪漫主义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普拉茨(Mario Praz)那部情欲极端主义的百科全书,并不是“浪漫主义的情感突发”[7] ,就像伊丽莎白时代象征主义对颅骨和灵魂的讨论,不是针对《哈姆雷特》一样。
在浪漫主义的年轻人(甚至年轻妇女——这是欧洲大陆女艺术家凭自己的本事以一定数量出现的第一个时期)和艺术家对性欲的不满足背后,有着对双元革命所产生的那种社会更普遍的不满。[6]
精确的社会分析从来不是浪漫主义者之所长,实际上,他们并不相信18世纪自负的机械唯物主义(以牛顿以及布莱克和歌德这两位令人生畏的家伙为代表),他们正确地将其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借以建立的主要工具之一。因而,我们不能指望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提出合情合理的批判,尽管类似这种批判的某种东西,裹着“自然哲学”的神秘外衣,漫步于形而上学翻腾的乌云之中,在广义的“浪漫主义”框架内发展,并对黑格尔哲学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