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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些当事人吧，”他撇着嘴装出微笑的样子说。
“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要无端受苦呢？”涅赫柳多夫接过信封说。
托波罗夫抬起头，笑了一笑，似乎他很乐意回答涅赫柳多夫的问题。
“这一点我没法跟您说。我只能说，我们捍卫的人民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因此对宗教信仰问题过分热心，决不会比目前广泛存在的对这一问题过分冷淡有害和可怕。”
“可是怎么能用宗教的名义来破坏善的最基本的要求，弄得他们妻离子散呢？”
托波罗夫仍然宽容地笑着，他觉得涅赫柳多夫说的话很天真。托波罗夫自以为他高屋建瓴，是站在国家的高度上看问题，因此，不论涅赫柳多夫说什么，他总觉得他的话既天真，又偏颇。
“从个人的观点看，情况可能如此，”他说，“但从国家的观点看，情况就不完全一样。不过，对不起，少陪了，”说着，他低下头，向涅赫柳多夫伸过手去。
涅赫柳多夫握了握他的手，一句话都不说，匆匆地走了出去。他后悔跟他握手。
“人民的利益，”他重复着托波罗夫的话，“其实是你的利益，仅仅是你的利益罢了，”他走出托波罗夫的官邸时，心里想道。
涅赫柳多夫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一个个被这些所谓伸张正义、维护宗教信仰、教育人民的机关审理过的人。他想起了因贩卖私酒而判刑的农妇，因偷窃而被判刑的青年，因四处流浪而判刑的流浪汉，因纵火而被判刑的纵火犯，因侵吞公款而被判刑的银行家；他还想起仅仅要从她口里掏出必要的情报而被监禁的不幸的莉季娅，因违反东正教教规而判刑的教派信徒和因要求立宪而遭到惩罚的古尔凯维奇。涅赫柳多夫的心里十分清楚，这些人被捕，被关，被流放，完全不是因为他们违背了正义，参加了非法活动，仅仅是因为他们妨碍那些达官贵人、商贾巨富占有他们从老百姓手里聚敛起来的财富。
无论是贩卖私酒的农妇，在城里游手好闲的小偷，藏匿传单的莉季娅，破坏迷信的教派信徒，还是要求立宪的古尔凯维奇，都在妨碍他们。因此涅赫柳多夫心里十分清楚，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僚，从他的姨夫、枢密官和托波罗夫，一直到坐在各部办公室里的衣冠楚楚、彬彬有礼的小官吏，丝毫不因众多的无辜者受苦受难而于心不安，他们关心的只是如何清除一切危险分子。
因此，他们不光不遵守宁可宽恕十个有罪的人而不冤枉一个无辜者的信条，恰恰相反，为了清除一个真正的危险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