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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孩子翻过去。男孩儿的脖子上挂着一块圣牌，我对自己说：“护身符也不管用。”在他的身体下面，还有一块被咬过的面包。我想着：“我憎恨战争。”
中尉说：“你看够没有？”语气很凶，好像这两个人的死亡责任主要在我似的。也许对军人来说，是平民出钱雇他们杀人的；平民将谋杀这项罪名放在工资袋里，从而逃避掉责任。我们走回农场，静静地坐在稻草上，风吹过来，它像一个动物那样，似乎知道黑夜即将来临。那个用树枝乱写乱画的士兵正在撒尿，而刚才撒尿的那个此时正在乱写乱画。我想，在哨兵埋伏好之后的那段寂静时间里，那对母子一定认为从沟渠里走出来是绝对安全的。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沟渠里待了很长时间——面包已经干了。这个农场可能是他们的家。
无线电又响了起来。中尉不耐烦地说：“他们要轰炸村庄。巡逻队今晚都要撤回去。”我们站起身来，准备返程，划船绕过那一大堆尸体过河，列队经过那座教堂。我们并没有走多远，但感觉却是一次相当漫长的旅程，而这次巡逻的结果就是：杀死了那对无辜的母子。飞机已经逐一起飞，轰炸在我们身后拉开了帷幕。
待我抵达军官的营房时，天已经黑了，我要在营房里过夜。气温只有一摄氏度，唯一暖和的地方是那片燃烧的集市。营房里有一面墙早被火箭炮轰塌了，几道门扭曲变形，帆布帘子也挡不住那一阵阵寒风。发电机没开，我们只好用盒子和书作为遮挡物，保证蜡烛能继续燃烧。我跟索雷尔上尉玩起了“四二一”，赌共产党发行的货币：我没办法赌喝酒，因为我是吃他们伙食的客人。我的运气时好时坏，令人厌倦。我打开我的那瓶威士忌，想让我们暖和一些，其余的人都聚集在我周围。上校说：“这是从我离开巴黎以来，喝到的第一杯威士忌。”
一名中尉查哨回来，“也许我们会有一个宁静的夜晚。”他说。
“在四点钟之前，他们是不会进攻的。”上校说。“你有枪吗？”他问我。
“没有。”
“我会给你找一把。最好把它放在枕头边上。”他客气地补充道，“我怕你会觉得你的被褥太硬。到三点半时，迫击炮就要开火了。我们想轰散敌军聚集的兵力。”
“你觉得这场战斗会持续多久？”
“谁知道呢？我们无法再从南定调来更多的部队。这只是牵制攻击。两天前，我们得到了一些支援，若是能以现在这种情况支撑过去的话，那就可以说是赢了。”
大风又吹起来，直往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