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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告诉泰德，我们需要的不是美国输出自由的故事，而是一段更黑暗的历史，关于内战及其意义。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快速浏览完图书馆目录之后，我确信没有人重现过内战的故事。我决定，我必须为我的那部《独立宣言：一部全球史》写一部续篇，在研究完国家的创建（statemaking）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国家分裂（state breaking）的历史。多年后以及经历了多场内战后，我最终写成了这部书——《内战：观念中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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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本书都是协作的结果；协作的方式各有不同。本书是广泛对话、好运和多年来各个地方的友情馈赠的产物。我主要感谢的机构是亨廷顿图书馆，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和哈佛大学。如果没有我在2006—2007年在亨廷顿举办的梅隆研究项目，我就不会有写作本书的想法。因此，我首先要感谢罗伊·里奇（Roy Ritchie），他当时是图书馆的研究主任，虽然我的课题改变了，但他并未过多干预。
在贝尔法斯特和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发生了两件令人振奋的事情，它们形成了本书的写作框架。2010年5月，我提出了一个非常早期版本的论点，作为女王大学的怀尔斯系列讲座（the Wiles Lectures）内容。这对怀尔斯讲座的演讲者是既令人兴奋又充满挑战的：因为要“将演讲者的研究与文明通史联系起来”，“把对详细历史研究的更广泛影响的思考结果发表出来”。我非常感激当时的怀尔斯理事会成员——西恩·康诺利（Sean Connolly）、罗伯特·埃文斯（Robert Evans）、大卫·海顿（David Hayton），尤其是已故的克里斯·贝利（Chris Bayly），感谢他们的诚挚邀请，感谢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独特的机会，将内战的思想置于“文明通史”中。我也非常感谢我的部门主任利兹·科恩（Liz Cohen），他让我得以从职务中脱身，以便我能在特别忙的时候也可以写作和讲课。
也许作为怀尔斯演讲者的最大乐趣和特权就是有机会邀请一个学者小组，组织晚间研讨会，喝着上好的爱尔兰威士忌，就一个论点进行深入探讨。特别感谢邓肯·贝尔（Duncan Bell）、理查德·伯克（Richard Bourke）、迈克·布莱迪克（Mike Braddick）、迈克尔·霍普金森（Michael Hopkinson）、科林·基德（Colin Kidd）、简·奥米尔（Jane O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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