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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有句苦涩的谚语：过去是难以捉摸的。每个历史学家都知道这是多么真实。什么是重要的历史事件，怎样的问题才值得进行学术研究，什么主题亟待探讨——这些问题都随着当今世界关注的变化而变化。有时只是一个巧合，比如过去和现在的某个相交时刻，就可以让历史学家找到正确的问题。这本书以一种巧合的方式开始，背景是关于内战意义的两场穿越时空的争论。
内战并不是我曾经期望的主题，更不是我想要花费时间钻研的主题。然而，在2006年末，我在加利福尼亚州圣马力诺市的亨廷顿图书馆（Huntington Library）工作。这座图书馆在洛杉矶南部仅20英里，正是1992年的洛杉矶骚乱的发生地，但你永远无法从那些低矮的新古典建筑，它的世界级花园，或它著名的英国艺术收藏品中猜出它。在最具破坏性的第二次海湾战争时期，我的研究主题就已经浮现。然而，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在2006年10月至2007年1月期间，平均每月有3 000人——包括士兵和平民、伊拉克人和入侵者——在伊拉克的军事冲突中丧生。[1]
就在那期间，我从亨廷顿图书馆丰富的收藏品中发现了弗朗西斯·利伯的论文。至少在美国军事法律领域，利伯是最早系统研究这些问题的学者之一——敌方战斗人员的现状、俘虏的待遇，以及军事司法的规则。在小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发动“全球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问题成为头条新闻。当我研究利伯的信件和草稿时，我发现在应对内战的挑战时，过去和现在的处理方式非常不一致。在美国、伊拉克以及其他地方，大家对于当前美索不达米亚的冲突性质的辩论开始白热化。19世纪中期利伯定义内战时的困惑，以及21世纪初将内战这个词应用在伊拉克的复杂性，我觉得两者就好像漫长的历史之旅的两个节点，连接着古罗马、近代和现在。
在亨廷顿图书馆顿悟的几周之后，又一次偶然的机会促使我去研究内战。2007年2月，我在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的约翰·卡特·布朗图书馆开始写作《独立宣言：一部全球史》（The Declaration of In dependence: A Global History）这部书。当时的图书馆馆长、历史学家和前总统演讲撰稿人泰德·威德默（Ted Widmer）告诉我，他刚刚完成了一项关于美国向世界输出自由价值观的使命的工作。[2]弗朗西斯·利伯和伊拉克的辩论占据了我的脑海；我冷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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