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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敌人非常熟悉，甚至可以认为是亲人——战场对面是自己的同胞。这样的状况让罗马人对于战争的标准定义土崩瓦解。敌人不再是他人，而是同胞。这样的战争很难被视为正义的战争，因为它明显与正义战争的概念相冲突，后者的敌人明确，自卫是其正当理由。
由此产生的内战观念是格外自相矛盾的：一场不可能是战争的战争，对手并不是真正的敌人。在罗马内战的舆论战场上，论战双方都大肆宣扬他们参战的正当性以赢得支持，同时也为了把冲突融入对战争的传统理解中，即为了正义。[5]之所以称其为“内战”，是沿袭了罗马人用交战的对手来命名战争的惯例。[6]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19世纪，比如欧洲的“拿破仑战争”，英国的“祖鲁战争”“布尔战争”和“毛利战争”。[7]这个传统未能延续到我们生活的时代；即使在美国，也很少有人会把美国南北战争称为“林肯先生的战争”，也没有人将海湾战争称为“萨达姆战争”。在西方，我们后来通常用战争发生地来为战争命名，于是有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第一次、第二次海湾战争，还有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
这并不是说罗马人完全没考虑过战争地点的因素，而是他们更习惯于从人的角度来命名战争。他们用这种方式将公元前3—前2世纪与迦太基人的三次战争命名为“布匿战争”——迦太基人是腓尼基人的后代，罗马称其为“布匿”。而在公元前112—前105年，与北非的朱古达国王之间的战争则被称为“朱古达战争”。从公元前91—前89年，因公民权利是否要扩展至整个半岛的问题，罗马与各盟国产生过争执；总的来说，这些争执被称为同盟者战争（Social War）。类似的，镇压奴隶起义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公元前71年发生在西西里岛的斯巴达克斯战争，被称为奴隶战争。[8]后来，这些词语都被间或提及，例如在美洲革命期间，作家们把美洲的英国殖民者起义比喻为同盟者战争，还有在19世纪初，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就曾提及奴隶战争的威胁。但以上这些，都没有像“内战”一样深入人心。
罗马人最初也并不愿意接受内战这个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使用这个词汇时都充满恐惧。他们认为这个观念是新奇且令人不安的，而我们至今仍很难想象内战这个观念在一开始为何如此令人畏惧。一个研究罗马传统的学者曾提到：“在英语中，‘内战’这个词已经没有了罗马语境中的那种自相矛盾的意味。”纳税（ciues）与不纳税（non-ciues）的区别是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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