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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的救命恩人
日前，收到两则来信：一则是“徐光耀文学馆”叫我题词；一则是为孙犁所称道的篆刻家韩大星的来信，让我为他题赠。我耽误吃饭，下楼一挥而就，心里一团火，什么都不顾了。字没写好，人生体验而已，总归不满意，笔底有体温就行。往事历历在目——1961年初，“三年困难时期”还未过去，由总编张光年执笔的《题材问题》专论在《文艺报》上发表，我随即采访周立波和赵树理。周立波喜不自禁，以《乔老爷上轿》为例，称赞文艺题材多样化提得非常及时。赵树理聊着聊着竟然站起来，手舞足蹈，唱起上党梆子，由上党梆子谈到山西梆子又谈到陕西的秦腔，再谈到《三关排宴》多么好看又多么长人志气，从而赞赏文艺题材的多样化。
1956年反右，受丁玲、陈企霞一案的牵连，徐光耀次年下放保定大祝泽农场劳动改造。半年后的1958年1月，《张故得儿》动笔写作，6月定稿，更名《小兵张嘎》。
1959年9月，徐光耀被分配到保定市文联工作。1961年，小说《小兵张嘎》被《河北文学》主编张庆田发现，请示无果后冒着风险在《河北文学》第11—12期合刊上全文发表。1961年底，我发现《小兵张嘎》，喜出望外，心想，《河北文学》敢于发表，《文艺报》也敢试试。经副总编侯金镜同意，我即刻组织文章（以“枪”作为文眼）高调推出。《小兵张嘎》共发行一百多万册；1962年改编成电影，1963年底在京上映后，家喻户晓，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于今不衰。
徐光耀后来说，反右时他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神经有点错乱，快成疯子了，要是精神分裂就危险了，所以，继续创作，尽量转移注意力，写出小说《小兵张嘎》。他不无伤感地说：“《小兵张嘎》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为“徐光耀文学馆”题写“嘎子不朽”四个大字，小札题写：1959年，徐光耀摘掉右派帽子，《小兵张嘎》诞生。1961年《河北文学》冒险刊登，我所在的《文艺报》何尝不敢冒险，高调推出后，改编电影轰动至今。徐光耀说：“《小兵张嘎》是我的救命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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