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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出版局后来独立出去，文化部重点管艺术，设有艺术局、艺术教育司（只限于艺术院团和艺术院校），还有群众文化司和文化管理司等。从以学术研究的文艺报刊向新闻事业的文化报纸进行角色转换，对我，可说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我没有学过新闻，编辑部也没有一个学新闻专业的，新闻不同于文学。
报社是在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组建的，办公条件之差更甭提了。偌大一个报社，只借住文化部招待所十多间屋子，过道就是会议室。自己带饭，单身者吃住都在办公室，响动之声相闻，碰面嘻嘻哈哈，朝夕聚首，相濡以沫。一天，王蒙专程来报社视察，在各房间转了一遭，不禁叹曰：“没想到你们报社这么苦！”感动地说：“办这张报纸，是朱穆之同志当时下的决心，是在没有配全领导班子，准备工作不充分的情况下上马的，上马很仓促……你们是赤贫户！”
他许诺说：“至于干部任命和报社建制，这个好解决，争取尽快配齐。”
常务副部长高占祥也来报社，鼓励大家说：“你们大胆工作，出问题有我兜着。”
我感到自己肩上任务的沉重，报社的一切工作都要在改革精神的激励下艰难地向前推进。关键是体制，出路在改革。
然而，报社的条件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其实，部长办公的条件也很差。试看王部本人的办公室（沙滩北大红楼后院，楼前是大院，据说是五四运动时北大学生集合的地方），一小间，两头沉，和我的一样大。后来，王蒙的办公室搬到楼下的孑民堂（原为清乾隆朝公爵的宅第“松公府”，民初归并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为了纪念蔡元培，改名“孑民纪念堂”）。孑民堂两进四合院，有垂花门，东西配殿，带坐凳栏杆，正殿五间，带月台，风格近似颐和园的园中园。高占祥是常务副部长，坐在正殿东房办公，王蒙部长坐在正殿西房办公。1989年，贺敬之代部长来，物是人非，也在这里办公，坐在同一把没有挪窝的普通交椅上。
王蒙重视这张报纸，部党组除过重要的外事活动和人事安排外，一概通知我和李中岳参加，大到举办中国艺术节，小到要不要邀邓丽君来大陆演出，更不用说帕瓦罗蒂、多明戈，尽可以大胆发表不同的意见。党组会上有几顶决策（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是具有历史性的，例如举办中国艺术节及动议中南海举办春节文艺家联欢会等，都是在王蒙的提议下得以实现的大手笔、大动作。
从一开始我就注意观察王蒙主持会议，特别是部党组会。只见他思路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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