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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十年文学讨论会”圆满结束后的9月，我到中国文化报社任职。
《中国文化报》主编方杰、副主编焦永福分别调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群众文化司司长，在本来就没有社长现在又走了总编的情况下，任命我做创办不久的《中国文化报》的第一副总编。
从今往后，从文学到文化，从办刊到办报，要进行角色的转换了。
1950年，我十八岁，筹建礼泉县文化馆、县文联；三十六年后的今天，调文化部，也算是一种回归、一个轮回。
接下来的，是先于我五个月到任的部长王蒙和常务副部长高占祥的约谈。
王蒙，早有接触。我1956年10月到文艺报社，年底就去东四区团区委拜访王蒙。他十九岁动笔创作的长篇《青春万岁》已经脱稿，准备出版，可是我面前这位二十二岁的王蒙却像个老革命，言语谨慎，很不“青春”。按说，这时候，他的恋情已经恢复，而且去太原看了崔瑞芳，《青春万岁》业已定稿，应该高兴才好啊！
粉碎“四人帮”以后，同王蒙接触不少。来文化部前，他一直被看作文艺界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其实，他的心思在创作。他喜欢想象、变形、灵动、散文化与诗化，很自负，个性张扬，有独立的见解，言人之所未言，言人之未能言，出人意料地执着，甚至有点“犯神经”，绝不随波逐流。他主张文学多元化，要作家学者化，敢于翻鲁迅“费厄泼赖”必须缓行的案。他的处世哲学是“理解比爱高”“适度的宽容是必要的”“我相信正常情势下的和为贵”。他来文化部以后甚至说：“我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但是，对王蒙，千万不能忽略他金刚怒目的一面，他爱憎分明，逼急了也大叫，犀利的讽刺挖苦一齐上，痛快淋漓，不无得意。
我首先声明说，挑这副担子，自觉沉重。办报，我存在三大弱点：一、政治上不强；二、新闻方面外行；三、文学和文化相通，但同文化部管辖的文化毕竟不同，是个半瓶醋吧。
王蒙说：“我还是作家，今生的最大愿望就是当作家，让自己海阔天空、自由想象。”说：“我跟国务院领导言定，只干三年，期满下台，希望中央早些物色高明。”
王蒙很勤奋。我同他几次外出，一下飞机，打发走接机的，立马回房，关上门，趴到桌子上就写开了。他心中有几条流不尽的河，不能停下来不流动。当部长期间，戎马倥偬，他比谁写得少啊！
王蒙交代工作说：“《中国文化报》‘不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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