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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还有另外一股女权主义混入关于妇女的政治性和非政治性辩论之中,此即性解放。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许多妇女公开传播类似节育这种得到正派人士支持的主张,却遭到无情迫害,由此可知一斑。1877年,贝赞特夫人的子女抚养权因此被剥夺;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和玛丽·斯托普斯(Marie Stopes)的子女抚养权稍后也被剥夺。但是,最棘手的是,它不太容易进入任何运动的组织。只要在必要时能够保持体面,普鲁斯特(Proust)伟大小说中的巴黎上等阶级社会,或像纳塔莉·巴尼(Natalie Barney)这类独立而且往往准备充足的女同性恋,会很轻易地接受性自由,不论它是正统还是异端。但是,像从普鲁斯特的小说中可以看出的,他不将性解放和社会或私人的幸福,乃至社会的转型混为一谈,而且,他也不欢迎这样的转型。相反,社会革命分子的确致力于妇女性选择的自由[恩格斯和倍倍尔所赞美的傅立叶(Fourier)性乌托邦,尚未完全被遗忘],而这样的运动吸引了反传统者、乌托邦主义者、狂放不羁者,以及各种各样的反文化宣传者,包括那些宣称与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共寝的人。像爱德华·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和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这样的同性恋,像哈夫切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这样拥护性宽容的人,以及像贝赞特和奥利弗·施赖纳(Olive Schreiner)这类各具品位的解放妇女,均被吸引到19世纪80年代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小圈子里。没有结婚证书的自由结合不仅被接受,在反教权运动特别强烈的地方,它简直是必需。可是,从列宁日后与太过注意性问题的女性同志发生小冲突一事,可以看出关于“自由恋爱”应该指什么,而它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又占了什么样的地位,大家的意见仍然很不一致。心理学家奥托·葛罗兹(Otto Grosz,1877—1920)是一名罪犯、吸毒者,也是弗洛伊德早期的学生。他的成功,是通过海德堡(Heidelberg)的知识和艺术环境[至少是通过他的情人里希特霍芬(Richthofen)姊妹——韦伯、劳伦斯(D. H. Lawrence)等人的情人或妻子],通过慕尼黑、阿斯科那(Ascona)、柏林和布拉格。像他这样提倡无限制解放本能的人,是对马克思没有什么好感的尼采派哲学家。虽然他受到一些1914年前狂放不羁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赞颂(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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