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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明显的原因,历史学家比较容易记录追求妇女解放的有意识运动,以及成功深入到此前属于男性生活的禁区的妇女。两者都包括能言善辩,以及因为稀少而有记录可稽的西方少数中等和上等阶层妇女。这些记录之所以完善,是因为她们的努力,或者在某些情形下只是因为她们的存在,便曾引起无数的抗拒和辩论。这些少数妇女的高可见度,减低了人们对妇女社会地位发生了历史性改变的注意。历史学家对于这种历史性的改变,只能间接觉察。诚然,如果将注意力集中于其好斗的发言人,甚至妇女解放运动的有意识发展,也无法完全予以把握。因为这个运动的重要部分,以及英国、美国、(可能)斯堪的纳维亚和荷兰以外的大多数运动参与者,并不认同于特殊的女权主义。相反,她们比较认同于一般性解放运动(如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妇女解放部分。不过,我们还是必须简略看一看这少数人。
如前所述,各种特殊的女权运动规模不大,在许多欧洲大陆国家,它们的组织只包括几百或者最多一两千人。它们的成员几乎完全来自中产阶级,而它们与资产阶级的认同,尤其是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认同,给了它们力量,也决定了它们的极限。在富裕和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以下,妇女的投票权、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外出工作和参加专门职业团体,以及争取和男性一样的法律地位和权利(尤其是财产权),都不容易像其他问题那样引起共同为社会除恶的热忱。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中产阶级妇女之所以能有相当的自由去争取这些要求,至少在欧洲,是因为她们将家事的重担交给一群人数多得多的妇女——她们的仆人。
中产阶级女权主义的极限,不仅是社会和经济的,也是文化的。她们的运动所渴望的那种解放——也就是在法律上和政治上与男人享有同样的待遇,以及以个人(不论性别)的身份参加社会生活——是建立在一种与传统“女人的地位”非常不一样的生活模式想象上的。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想要借着将其妻子由蛰居带进“客厅”,以表示他们西化的孟加拉男子,却在他们与妇女之间造成了始料未及的紧张气氛。因为这些女人不明白,在她们失去无疑是属于她们的那部分家庭——虽然是附属性,但却可以完全自主——之后,她们能得到什么。[17] 定义明确的“妇女范围”——不论是妇女个人在家庭的关系上,或集体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成员上——或许会让进步人士认为那只是压抑妇女的一个借口,而且,事实显然也是如此,然而,随着传统社会结构的削弱,却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