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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拿止痛药瓶子的模样。“再说，我又不是为了自己才让我们两个来到这里的，你知道吗?”
我把手伸过桌子，握住他的手。我的是学生哥儿的手，干净柔软；他的是劳动者的手，肮脏且长满老茧。我想起在喀布尔时，他给我买的所有那些卡车、火车玩具，还有那些自行车。如今，美国是爸爸送给阿米尔的最后一件礼物。
我们到美国仅一个月之后，爸爸在华盛顿大道找到工作，在一个阿富汗熟人开的加油站当助理——他从我们到美国那天就开始找工作了。每周六天，每天轮班十二小时，爸爸给汽车加油、收银、换油、擦洗挡风玻璃。有好几次，我带午饭给他吃，发现他正在货架上找香烟，油污斑斑的柜台那端，有个顾客在等着，在明亮的荧光映衬下，爸爸的脸扭曲而苍白。每次我走进去，门上的电铃会“叮咚叮咚”响，爸爸会抬起头，招招手，露出微笑，他的双眼因为疲累而流泪。
被聘请那天，爸爸和我到圣荷塞［1］SanJose，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城市。［1］去找我们的移民资格审核官杜宾斯太太。她是个很胖的黑人妇女，眼睛明亮，笑起来露出两个酒窝。有一回她跟我说她在教堂唱歌，我相信——她的声音让我想起热牛奶和蜂蜜。爸爸将一叠食物券放在她的柜台上。“谢谢你，可是我不想要。”爸爸说，“我一直有工作。在阿富汗，我有工作；在美国，我有工作。非常感谢，杜宾斯太太，可是我不喜欢接受施舍。”
杜宾斯太太眨眨眼，把食物券捡起来，看看我，又看看爸爸，好像我们在开她玩笑，或者像哈桑经常说的“耍她一下”。“我干这行十五年了，从来没人这么做过。”她说。就是这样，爸爸结束了在收银台用食物券支付的屈辱日子，也消除了他最担心的事情之一：被阿富汗人看到他用救济金买食物。爸爸走出福利办公室时，好像大病初愈。1983年那个夏天，我20岁，高中毕业。那天在足球场上掷帽子的人中，要数我最老了。我记得球场上满是蓝色袍子，学生的家人、闪光的镜头，把爸爸淹没了。我在二十码线附近找到他，双手插袋，相机在胸前晃荡。我们之间隔着一群人，一会儿把他挡住，一会儿他又出现。穿蓝色衣服的女生尖叫着，相互拥抱，哭泣；男生和他们的父亲拍掌庆贺。爸爸的胡子变灰了，鬓边的头发也减少了，还有，难道他在喀布尔更高?他穿着那身棕色西装——他只有这么一套，穿着它参加阿富汗人的婚礼和葬礼——系着那年他五十岁生日时我送的红色领带。接着他看到我，挥挥手，微笑。他示意我戴上方帽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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