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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让给那些更听话、更机灵的人去干吧。
的确，我常见一些司法官员通过诈唬、许诺、优待或赦免的办法引犯人暴露自己的犯罪事实，这种在办案中运用欺骗和无耻手段的做法令我气愤。倘若有人给我提供别样的、比较符合我的性格的手段，那会对司法，乃至对柏拉图——他赞成上述那种做法——大有裨益。我认为那种不讲信义的司法对自身的伤害并不亚于别人对它的伤害。不久前，我曾说我不大可能为某个人而背弃君王，更不会为君王而背弃任何个人，否则我会万分悔恨。我不仅痛恨欺骗，也痛恨别人借助于我而施行欺骗。即便只是为欺骗提供材料和机会，也为我所不齿。
我曾有几次机会在诸侯之间斡旋[4]，在今日群雄割据，国家四分五裂的状况下，我竭力不让他们错识了我，迷失于我的外表。以游说斡旋为业者往往掩盖自己的见解，表现或假装得极其折衷，似乎他们的看法与别人十分相近。而我则拿出旗帜鲜明的观点和我本人的行事方式。我这个善良的谈判新手，宁可有负于谈判，也不愿愧对自己的良心。然而至今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诚然，运气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以至在斡旋于诸侯之间的使者中，很少有比我更受到信赖和厚遇的。我有一种坦率的待人接物方式，使我轻松地在头几次交往中便深入人心，取得信任。纯朴与真诚在任何时代总是合时宜的。而且，辛勤工作而毫不为私利者的心直口快不易遭人疑心和讨厌，他们用得上伊佩里德回答雅典人怪他说话粗暴尖锐时说的那句话：“先生们，不要计较我的直言不讳，而应该考虑我这样做是否为一己私利，是否把事情办得更好。”我的爽直的言谈以其气势使别人从不怀疑我隐瞒了什么。该说的话，不管多么难以接受，多么尖锐辛辣，我都要说，当事人不在场，我也不会说得更难听。我的坦率爽直有一种单纯而漫不经意的表现形式。我做事时只想到做，并不考虑长远的后果及计划，每个行动有其独立的作用，能有所成则我愿已足！
此外，我对达官贵人没有过分的爱或憎，我的意志也不受个人恩或怨的束缚。我仅以百姓的正当感情看待君王，这种感情不由个人利益激发和转移。这一点，我对自己颇为满意。对公众的正义事业，我也只抱温和的态度，绝不头脑发热，我生性不轻易作过深的、内心的介入和许诺；愤怒和仇恨超出了正当责任的范围，便是一种狂热’只对那些并非从理性上忠于其职责者有用；一切正当而合理的意图自然而然是公平的，温和的，否则就嬗变为图谋不轨，离经叛道。这就是为什么我能抬着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