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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呆板，但还是可以看出，他可怜这个男孩，不愿讲述捕捉的经过。
另一个证人是个有病的老头儿，他是房产主，也是这些粗地毯的主人，显然是肝火很旺的人。当问到他是否承认这些粗地毯是他的，他很不乐意地承认是他的；当副检察官盘问他准备拿这些粗地毯派什么用场，他是否迫切需要这些粗地毯，他发火了，回答说：“这些粗地毯丢就丢了吧，我根本就用不着它们。早知道会惹出那么多麻烦，我不但不会寻找它们，反而情愿倒贴一张红票子，倒贴两张也行，只是别把我拉到这里来受审。我乘马车花了差不多五卢布。而且我身体不好。我既患有疝气，还患有风湿病。”
证人们都是这样说的，被告本人对被指控的罪行则一概供认，他像被逮住的一只小兽，毫无表情地向四周张望，用断断续续的嗓音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作了供述。
案情已经清楚了，可是副检察官仍像昨天那样耸起肩膀，提出一个又一个微妙的问题，迫使狡猾的罪犯就范。
他在发言中论证，偷窃是在居室里实施的，况且有撬锁行为，因此这个男孩必须接受最严厉的惩罚。
法庭为被告指定的辩护人证明，偷窃并非在居室内实施，虽然罪行不可否认，但是罪犯毕竟还不像副检察官所断定的那样对社会构成危害。
庭长也像昨天那样，装出公正无私的模样，反复详尽地向陪审员们解释和提示他们本来就明白、而且不可能不明白的道理。一切都像昨天一样，照例是审讯暂停，照例是抽烟，民事执行吏照例又高喊“开庭”，那两个手握出鞘军刀威吓犯人的宪兵坐在那里，照例竭力忍着不打瞌睡。
从此案审讯中得知，这个男孩很小的时候就被父亲送到卷烟厂做工，他在烟厂里做了五年。今年厂主和工人之间发生纠纷，他被厂主解雇了。他一直没有找到活儿，整天在城里闲逛，把最后一点钱都喝光了。他在小饭馆里遇到了那个也像他一样失业的钳工，这个钳工失业更早，酒喝得很凶。他们两人夜里醉醺醺地撬开锁，随手从里边拿走了一些东西。他俩被抓住，当即也供认了。他们被关进监狱，钳工在等候审讯期间死在狱中，而这个半大孩子现在却被当作社会必须防范的危险分子在这里接受审讯。
“他要是算危险人物，那与昨天那个女犯也没什么差别，”涅赫柳多夫听着面前发生的种种情况，心里想道。“他们是危险人物，那我们就不是危险人物吗？我本人就是贪淫好色之徒，浪荡汉，骗子，可是我们大家，所有知道我的真实面目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