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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树自己乘凉，而且要马上就坐在大树下面乘凉。中国城市的“砍头树”，差不多都是最近二十年进城的。有些地方做出过规定，禁止乡下大树进城。但这种规定，肯定没法执行。城里人需要很多的大树，他们等不及小树长大；乡下人并不吝啬向城市出售大树，他们需要把大树变成钞票。农民卖掉一棵百年老树，得到三五千块钱就已十分高兴；哪怕知道这棵树进城之后值三十万，农民也没有办法不卖掉大树。政府禁止大树进城，为的是保护环境与资源，而这个理由在农民看来简直可笑。谁付钱让农民承担保护环境和资源的责任？城里废气超标，就拿乡下人出气？也许若干年之后，城里这些“砍头树”，将是研究这个阶段中国社会心理的活标本。
中国人越来越阔绰，但我们的内心并非波澜不惊。我们对有钱人的称呼悄然发生着变化，先叫大款，后而富人，继而富豪，再而大鳄。“大款”一词风行之时，外出务工的农民被叫做“盲流”。“盲流”几乎是侮称，“大款”二字也上不了台面。一时间，文学作品提供的“大款”形象就是：暴发户、会赚钱、没文化、喜欢玩女人。“傍大款”至少在舆论上为人不耻，而好傍大款的通常是两种人：贪污腐败的官员、爱慕虚荣的女人。后来有钱人被平和地叫做“富人”，上班的人开始平和地自称“工薪族”。人们对待财富有了平常之心，靠领工资过活的人也小心维护着内心的尊严。但没过多久“富豪”的称谓很快出现，同时就有人出面劝导人们不要仇富。人们并不想仇富，但有的富豪开始仇穷，宣称不给穷人盖房子。当是时也，“大鳄”之称谓见诸媒体。“大鳄”同财富相关，却并不等同于财富。比尔·盖茨把微软做得全球业界第一，没有人叫他“IT大鳄”；沃伦·巴特菲的财富雄居美国第二，也没人给他冠以“证券大鳄”；而索罗斯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元凶，他才被世人称作“金融大鳄”。中国房地产界那些被称作“大鳄”的人，人们只怕真的视他们为凶猛掠食的鳄鱼。
中国某些智者鼓吹超前消费的时间，正值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美国人开始感受到消费主义的危机。美国人的房子越来越大，汽车越来越多，房价越来越高，而他们的收入增长停滞不前。景况酷似十年后的中国。从那时开始，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悄然发生着反消费主义浪潮。欧美有些城市，每到夜晚，街灯之下会有人从垃圾箱里捡取食物。这些人不是乞丐，也许是漂亮的金发女郎、帅气的蓝眼小伙。他们是反消费主义成员，被称做“不消费者”。很多年轻人加入“不消费者”行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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