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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和奥地利人的贪婪。普、俄、奥已经割占了该国的广大地区,并且不久便将进行彻底的瓜分。法国也提供了一切深谋远虑的波兰人同意的那种深刻内部改革的典范,只有这样的改革才能使他们的国家有能力抵御其屠杀者。无怪乎1791年的改革宪法,如此自觉而深刻地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这也是第一部显示了法国大革命影响的现代宪法。[4] 然而在波兰,从事改革的贵族和乡绅可以自由行事。在匈牙利,那里特有的维也纳和地方自治派之间的冲突,为乡村士绅们提供了类似的刺激,使他们对反抗理论发生兴趣[哥美尔州(Gömör)要求废除违背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检查制度],但他们却没有行动自由。因此,这里的雅各宾主义要微弱得多,也没有效力得多。其次,在爱尔兰,民族问题和农民不满赋予雅各宾主义的政治力量,远远超过对“爱尔兰人联合会”(United Irishmen)的实际支持,该会领袖秉持的是自由思考的共济会意识形态。在那个几乎全都信仰天主教的国家,教堂举行礼拜,为不信上帝的法国人祈求胜利。更有甚者,爱尔兰人随时准备欢迎法国军队入侵,这不是因为他们同情罗伯斯庇尔,而是因为他们憎恨英国人,并想寻求反英盟友。另一方面,在西班牙,天主教和贫困问题同样突出,雅各宾主义未能在这里站住脚,则是由于相反的原因:唯一压迫西班牙的,不是别人,正是法国。
不管是波兰还是爱尔兰,都不是亲雅各宾主义的典型例子,因为革命的实际纲领在那里没有多大的感染力。它在和法国有着类似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国家中,作用较大。这些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本国的雅各宾主义有相当大的希望取得政治权力;而另一类是,只有法国的征服才能推动它们前进。低地国家、瑞士的部分地区,也许还有一两个意大利邻国属于第一类;德意志西部和意大利的大多数地区属于第二类。比利时(奥属尼德兰)已置身1789年的起义之中:人们常常忘记,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把他的杂志称为“法国和布拉班特的革命”(Les Révolutions de France et de Brabant)。革命者中的亲法国分子[民主的冯济茨派(Vonckist)],其势力无疑要比保守的国家经济统治论者弱一些,但仍有足够的力量提供真诚的革命支持,协助法国征服这个他们所爱的国家。在联合省(United Province),寻求与法国结盟的“爱国者”已强大到考虑发动革命的程度,虽然若无外部援助,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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