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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几周内，就准备重新吸纳法国为同盟以对抗联盟，恫吓、威胁在战争等传统游戏中的平等伙伴，在这些游戏中，外交活动调节着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虽然如此，战争作为国家之间和社会制度之间冲突的双重性质依然存在。
一般来说，交战双方的阵营是很不平等的。除法国本身以外，只有一个重要国家因其革命的起源和对《人权宣言》的赞赏，使其在思想上倾向法国一边，那就是美国。事实上，美国的确倒向法国那边，并且至少有一次（1812—1814年）进行了战争，即或未与法国人结盟，美国至少也是反对彼此共同的敌人——英国。但是，美国在大部分时间里都保持了中立，而它与英国的摩擦也不需要意识形态上的解释。至于其他的盟友，法国意识形态方面的盟友，是其他国家的政党和舆论流派，而不是国家权力本身。
从非常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每一个受过教育、有才能、具有开明思想的人都同情法国大革命，至少在雅各宾专政以前是如此，而且通常持续得更久（直到拿破仑称帝以后，贝多芬才将献给他的《英雄交响曲》收回）。最初支持大革命的欧洲天才异士者名单，只有20世纪30年代对西班牙共和国那种类似的、几乎是普遍的同情可以与之媲美。在英国，有诗人华兹华斯（Wordsworth）、布莱克（Blake）、柯勒律治（Coleridge）、彭斯（Robert Burns）、骚塞（Southey），有化学家普里斯特利和几个伯明翰新月学会的杰出科学家[1] ，有像冶铁业者威尔金森（Wilkinson）和工程师特尔福德那样的工艺学家和企业家，以及一般辉格党（Whig）和非国教知识分子。在德国，有哲学家康德、赫尔德（Herder）、费希特（Fichte）、谢林（Schelling）和黑格尔（Hegel），诗人席勒（Schiller）、荷尔德林（Holderlin）、维兰德（Wieland）和年老的克洛普施托克（Klopstock），以及音乐家贝多芬。在瑞士有教育家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心理学家拉瓦特（Lavater）和画家富斯利（Fuessli）。在意大利，实际上所有反教会的舆论界人士都支持法国大革命。可是，尽管大革命因得到这些知识界人士的支持而陶醉，并授予杰出的外国同情者和那些据信是支持其原则的人法国荣誉公民的称号，以表示敬意，但无论是贝多芬还是彭斯，他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没有太大的重要性。[2]
政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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