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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而导师的儿子又经由伊顿公学（Eton College）和国王学院，造就成经济学家凯恩斯。凯恩斯显然是一位充满自信的文雅精英，以至我们对他母亲的童年竟是在外郡的浸信会茅舍中度过一事甚感惊讶。而且，终其一生，凯恩斯都是他那个阶级的骄傲的一员——他日后称这个阶级为“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21]

不足为奇，这种使学生或许可以取得资产阶级身份，乃至一定可以取得资产阶级身份的教育，自然会日渐发展，以适应其不断增加的人数。这些人中，有些是已经得到财富但尚未得到身份的人（例如凯恩斯的祖父），有些是其传统身份有赖于教育的人（例如贫穷的新教牧师和报酬比较丰厚的专业人员的子弟），更多的是较不为人尊敬、但对其子女抱有很大希望的父母。作为入门必要初级阶段的中学教育成长迅速，其学生的人数从增加一倍（例如比利时、法国、挪威和荷兰）到增加五倍（例如意大利）不等。19世纪70年代晚期到1913年间，保证学生能取得中产阶级身份的大学，其学生人数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大致增加了三倍（在这之前的几十年，变动不大）。事实上，到了19世纪80年代，德国观察家已经在担心大学录取人数已超过经济体系对中产阶级的容纳度。

对“上层中产阶级”——比方说，1895—1907年间跻身德国波库地区最高纳税阶层的五个大实业家[22] ——而言，其问题在于：这种一般性的教育发展，并未提供充分的身份标记。可是，与此同时，大资产阶级不能正式自绝于较其地位低下的人，因为它的本质正是在于它的结构必须接纳新分子，也因为它需要动员或者至少需要安抚中产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以对抗活动力日强的工人阶级。[23] 因而，非社会主义的观察家坚持说：“中产阶级”不仅在成长，而且规模异常庞大。德国经济学巨擘古斯塔夫·冯·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认为，他们占了总人口的1/4，但是他不仅将“收入不错但不顶多的新官员、经理和技师”包括进去，也将工头和技术工人涵盖进去。桑巴特的估计也差不多，他认为中产阶级有1 250万人，而工人阶级则有3 500万人。[24] 这些估算数字基本上是可能反对社会主义的选民人数。在维多利亚晚期和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英国，一般认为构成“投资大众”的人，从宽估计也不会超出30万之多。[25] 总之，真正根基稳固的中产阶级分子，极不愿意欢迎较低阶级加入到他们中间，即使这些人衣冠楚楚也无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