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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德国银行家在1884年劝告一位刚起步的工业家要摒除理论和大学教育，他认为理论和大学教育只是休息时的享受，就像午餐后的一支雪茄烟。他的建议是尽快进入实际操作领域，找一个财务上的赞助人，观察美国并吸取经验，把高等教育留给那些“受过科学训练的技师”——企业家将来会用得着这些技师。从企业的观点来说，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常识，不过它却令技术人员感到不满。德国工程师愤恨地要求“与工程师的生活重要性相当的社会地位”。[17]
学校教育主要是提供进入社会上公认的中等和上等地带的入场券，以及使进入者在社交上习惯那些使他们有别于较低阶级的生活方式。在某些国家中，即使是最小的离校年龄（大约是16岁），也可保障男孩子在被征召入伍时可以被归类为具有军官资格的人。随着时代的演进，中产阶级年轻人通常会接受中学教育到18—19岁，在正常的情形下继而接受大学教育或高等职业训练。整体而言，在学的人数仍然不多，不过在中学教育的阶段增加了一些，在高等教育阶段则有比较戏剧性的增加。1875—1912年间，德国学生的数目增加了三倍以上；1875—1910年间，法国学生的数目增加了四倍以上。然而，1910年时，介于12岁到19岁的法国青少年，上中学的比例仍然不到3%，总计7.7万人，而撑到毕业考试的只占这个年龄层的2%——其中半数考试及格。[18] 拥有6 500万人口的德国，在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共有12万左右的预备军官，大概是该国年龄介于20岁到45岁男子总数的1%。[19]
这些数字虽然不怎么大，但却比古老统治阶级的一般人数大得多—19世纪70年代时，这个统治阶级的7 000多人，拥有英国全部私有土地的80%，并构成英国贵族的700多个家庭。19世纪早期，资产阶级还可以借由非正式的私人网络将自己组织起来，可是现在这些数字已大到无法形成这样的网络，部分是因为当时的经济高度地方化，部分则由于对资本主义具有特殊喜好的宗教和种族上的少数群体［法国的新教徒、教友派教徒、一位论派（Unitarians）、希腊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已发展出互信、亲属和商业交易的网络，这样的网络遍布许多国家、大陆和海洋。［关于这种喜好的原因曾有许多讨论，在本书所述时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学者（例如马克斯·韦伯和维尔纳·桑巴特）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不论各家的解释为何——所有这些群体唯一的共同之处是对于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