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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巅峰的美国(它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比1860年的英国大了三倍),其钢铁生产也无法达到世界产量的53%,纺织品产量也未能企及世界产量的49%。再一次,我们无法确切解释为什么(甚至是不是)当时的英国经济增长会步向减缓和衰落,虽然学者们的相关讨论异常多。不过,这里的重点并不在于谁在这个成长中的世界经济里面进步得较多、较快,而是其整体性的全球成长。
至于康德拉季耶夫的循环理论——称它为严格的“周期”乃是以假设为论据的狡辩——的确提出了有关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增长的性质问题,或者,如某些学者所主张的,关于任何世界经济增长的问题。不幸的是:直到目前,尚没有任何关于经济自信和经济不安这种奇异轮换(它们共同形成了大约半个世纪的“周期”)的理论,能广为大家接受。其中堪称最有名且最好的理论是熊彼特(Josef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提出的。熊氏将每一次的“下降趋势”和一组经济“创新”的利润潜力耗竭紧紧联系在一起,再将新的上扬与新的一组创新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些创新主要(但不仅是)是技术性的,其潜力都有耗竭的一天。因而,作为经济增长中“领先部分”的新工业(例如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棉纺业和19世纪40年代之后的铁路),如同过去一样,会成为将世界经济由它暂时陷入的困境中拉出来的机器。这个理论似乎相当可信,因为自18世纪80年代起,每一个长期的上扬阶段确实都与新的而且越来越在技术上富有革命性的工业有关:这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那个25年的繁荣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那段时期可以说是这类全球性经济繁荣时期中最不寻常的。对19世纪90年代后期的高潮而言,其问题在于:这一时期的创新工业——广泛地说,包括化学和电气工业,以及与即将和蒸汽机展开激烈竞争的新能源有关的工业——似乎还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可以支配世界经济活动。简而言之,由于我们无法充分解释这些问题,所以康德拉季耶夫的周期理论并不能帮我们多少忙。它顶多是让我们可以宣称:本书所论时期涵盖了一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但这件事本身也不足为奇,因为一个整体性的全球经济现代史,很容易落入这个模式。
然而,康德拉季耶夫的分析有一点是必然与世界经济迅速“全球化”时期密切相关的,即世界上的工业部分(因继续不断的生产革命而成长)和世界农业产量(其增长主要是由于新生产地带,或新近成为专门从事出口生产地带的不连续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