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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当统治阶级尽一切力量去限制舆论和选民大众，限制后者对其本身和国家利益以及重要政策的形成和延续发挥影响力的同时，他们也选择了新的战略。他们针对的主要目标，是1890年左右突然以群众现象出现的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参见第五章）。而其结果是，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比民族主义运动容易对付——民族主义运动在这个时期已经出现，或者说已经登上台面，并进入一个好战、自治论和分离主义的新阶段（参见第六章）。至于天主教徒，除非他们与某种自治论的民族主义认同，否则也很容易整合，因为他们在社会上是保守的（即使像卢杰这种比较少见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人士亦然），而通常只要能保护天主教的特殊利益，他们便心满意足了。
甚至在爱好和平的斯堪的纳维亚，只要雇主在放弃以暴力手段对付罢工，进而与工会取得和解的态度上，远不及政治人物的表现，那么要将劳工运动纳入制度化的政治赛局当中，便是一件困难的事。大企业日益强大的力量尤其不肯屈服。在大多数国家，尤其是美国和德国，1914年前雇主这个阶级始终未与工会和好。甚至在英国这个工会早在原则上（而往往也在实际上）被接受的国家，19世纪90年代仍可见到雇主们对工会进行反攻，尽管政府官员采取和解的政策，而自由党领袖也一再向选民保证并极力争取劳工选票，但仍然无济于事。就政治层面而言，问题也很困难。新的劳工党派和依附于1889年第二国际的党派一样，拒绝与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府和制度妥协；不过，他们对地方政府的妥协性便高得多（非革命性或非马克思主义的劳工政治活动便没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到了1900年，显而易见，温和改革派已在所有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中出现；事实上，甚至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温和改革派也找到其理论家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伯恩斯坦主张：这个运动本身就是一切，其最终目的毫无意义。他主张修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求，曾在1897年后的社会主义世界，引起了耻辱、迫害和热烈辩论。与此同时，群众选举制的政治（甚至最马克思主义式的政党也热烈予以拥护，因为它让他们的群众以最大的可见度增长）也只能安静地将这些政党整合进它的体系之中。
社会主义者现在当然还不能进入政府。人们甚至不能期望他们容忍“反动的”政客和政府。可是，最起码在将温和的劳工代表引入赞同改革的较广泛阵线这一点上——结合所有民主人士、共和人士、反教权人士或“人民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