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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足够了。除了这个新运动的激进分子外，没有人将这种阶级意识的信息带给工人。这项信息将那些预备超越彼此间的差异，进而承认这一伟大真理的所有人团结在一起。
大家都准备承认这项真理，因为，将工人或准工人与其他人（包括社会上普通的“小人物”）分隔开来的鸿沟正在加宽。因为，工人阶级的世界越来越孤立；尤其因为，劳资双方的冲突是一个越来越具有主导性的实际存在。在事实上被工业也为工业所创造的地方，情形更是如此，譬如：波鸿（Bochum，1842年有4 200名居民，1907年有12万居民，其中78%为工人，0—3%为资本主义者）和密德堡（1841年有6 000名居民，1911年有5万—10万居民）。这些主要于19世纪下半叶迅速成长的矿业和重工业中心，比起稍早作为典型工业中心的纺织业市镇，其男男女女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更难见到不在某方面支配他们的非受薪阶级人士（业主、经理、官员、教师、教士），除了小工匠、小店主和酒吧老板——这些人供应穷人有限的需要，他们依靠他们的顾客维生，因而也适应了无产阶级环境。（在许多国家，酒店经常是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支部的聚会场所，而酒店老板也经常是社会主义好战者。）波鸿的消费品生产者，除了一般的面包师、屠夫和酿酒商外，还有几百个缝纫女工和48个女帽商。但是，它只有11个洗衣妇、几个制帽者、8个皮货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没有半个制作手套（中上阶层典型身份象征）的人。[15]
可是，即使是在拥有各式各样的服务业和多元性社会的大城市，除了在公园、火车站和娱乐场所这些中性地带以外，机能性分工加上这个时期的市镇计划和房地产发展，也日益将阶级与阶级隔离开来。旧日的“大众化区域”随着这种新的社会隔离而式微。在里昂，丝织工暴动的古老根据地“红十字区”（La Croix-Rousse），在1913年被形容为“小雇员”区，“蜂聚的工人已离开高原以及通往高原的斜坡”。[16] 工人由这个古老的城市搬到罗讷河（Rhȏne）对岸和他们的工厂宿舍。被逐出城中区之后，新工人阶级住处的阴沉单调，笼罩了柏林的威丁（Wedding）和新克尔恩（Neuköllun）区，维也纳的法渥瑞腾（Favoriten）和奥塔克林（Ottakring）区，伦敦的波普拉（Poplar）和西汉姆（West Ham）区。这些地方和迅速成长中的中产和中低阶级的住宅区和郊区恰成对比。如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