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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反过来看看似乎受到民主化威胁的那些人。在资产阶级从事征服的19世纪，成功的中产阶级对于他们的文明深具信心，他们一般也很自信，而且通常没有财政上的困难，但是一直要到19世纪后期，他们的物质生活才称得上是舒舒服服。在此之前，他们也过得很不错：周围环绕着装饰华丽的牢固物品，身着大量织物，买得起他们认为适合他们身份而不适合比他们低下的人的物品，消耗很多食物和饮料，或许有点儿消耗过量。至少在某些国家，饮食是非常考究的：所谓的“资产阶级食品”（cuisine bourgeoise），至少在法国是一个赞美美食的词汇。众多的仆人弥补了家中不舒适和不实际的地方，但无法掩盖这些缺陷的地方。一直到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才发明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和与之相称的物质设备，这些是为了迎合其认定的主力中坚的需要而设计的，这些中坚分子包括商人、自由职业者或较高级的公务人员及其眷属。他们不一定指望贵族的身份或富豪的那种物质报酬，但是他们却远胜于那些买了这样东西便不能买那样东西的人。
许多世纪以来，大多数资产阶级的矛盾之处，是其生活方式是后来才成为“资产阶级式”的，这种转型是由其边缘而非由其中心开始，而且所谓特殊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却只有短暂的胜利。这或许便是为什么走过当年的人，常常带着怀旧的心情回顾1914年以前的时代，视之为“美好的时代”。让我们以探讨这个矛盾，作为综述本书所述时期中产阶级机遇的开始。
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当时是指郊区的房子和花园，很久以来，这已不再一定是“资产阶级式的”。像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其他事物一样，它也来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我们最初可在花园郊区中看到，这种花园郊区，是19世纪70年代像诺曼·萧（Norman Shaw）这样的建筑师，为舒适但不一定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所规划开拓的［贝德福特公园（Bedford Park）］。这种聚落一般是为比英国类似聚落的居民更富有的阶层所发明的，它们发源于中欧市郊，如维也纳的小屋区（Cottage-Viertel）与柏林的达伦（Dahlem）和绿林区（GrunewaedViertel）。后来又扩及社会较低阶级，出现在中下阶层的郊区，或大城市边缘未经计划的“亭台式”迷宫。最后，通过投机的建筑业者和理想主义的市镇设计者，进入到半独立的街道和聚落，以期为部分舒适工人捕捉以往的村落和小市镇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