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传统中的特别性格 (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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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另一方面更无法抵挡一支所向披靡的军队。从历史上看，这些国家的命运时常没有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一八一五年的维也纳会议就是一个例证，遭受侵略、兼并和凌辱似乎构成了这些国家的历史。
我在想，当年巴托克从民间旋律中去寻找民族传统中的特别性格，是否也正是今天韩国的作家们所从事的工作？我在白乐晴教授的书中和崔元植教授的谈话中听到了这样的声音。从地理和历史这两方面看，匈牙利和韩国有着近似之处，也让我感到在韩国和匈牙利这样的国家里民族文学的声音异常强烈。我有这样的感受，在大多数国家里文学的兴旺时常会伴随着民族感情的复兴，可是在韩国，在此基础上，文学的创作又加深了这样的感情。
虽然从地理上看中国与韩国不同，可是中国的近代史同样是遭受侵略和凌辱的历史。奇怪的是在中国，有关民族的文学似乎只有一种声音，也就是白乐晴教授所说的“随便阉割下来”的民族传统。中国今天存在的问题令我不安，去年意大利一家周刊的记者来北京采访我，这位记者告诉我，她来北京还有一个采访任务，就是了解一下今天中国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都在关心些什么。她采访了二十位中国的年轻人，结果她吃惊地发现没有一个人知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可是这些年轻人对美国的情况了如指掌。
这促使我对现在席卷世界的全球化浪潮有了一些想法，我并不是反对了解美国，美国的文学对我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我也不反对全球化带来的进步，我只是想弄清楚构成全球化的基础是什么，是同一性还是差异性？我的选择是后者，我相信正是各国家各民族的差异才能够构成全球化的和谐，就像构成森林的和谐一样，如果森林中有几个鸟的种类和几个树种消失，即便它们在森林中是微不足道的，也会引起森林生态的逐渐失衡。因此在今天，寻找和发扬各自民族传统中的特别性格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而且这样的特别性格应该是开放的和互相交流的，用巴托克的话来说就是“杂交和再杂交”，他在中东欧地区采集民间音乐时，发现这样的交流给各民族的音乐都带来了丰富和完善，他说：
“斯洛伐克人吸收了一条匈牙利旋律并加以‘斯洛伐克化’，然后这种斯洛伐克化的形式可以被匈牙利人再吸收，加以‘再马扎尔化’。我要说‘幸运的’这个词，因为这种再马扎尔化的形式将不同于原来的匈牙利旋律。”
1999年6月15日 首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