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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说,“忌之者明示反对,但卒通过。”(《吴宓日记》VII,258页)。钟书并不知道有“忌之者明示反对”,也不知道当时的系主任是陈福田。
陈福田是华侨,对祖国文化欠根底,钟书在校时,他不过是外语系的一位教师,远不是什么主任。钟书从不称陈福田先生或陈福田,只称F-T。他和F-T-从无交往。
钟书满以为不日就会收到清华的聘约。“他痴汉等婆娘”似的一等再等,清华杳无消息。钟书的二弟已携带妻子儿女到外地就职,钟书的妹妹已到爹爹身边去,钟书还在等待清华的聘书。
我问钟书:是不是弄错了,清华并没有聘你回校。看样子他是错了。钟书踌躇说,袁同礼曾和他有约,如不便入内地,可到中央图书馆任职。我不知钟书是否给袁同礼去过信。钟书后来曾告诉我,叶先生对袁同礼说他骄傲,但我也不知有何根据。仅正清华和袁同礼都杳无音信。
快开学了,钟书觉得两处落空,有失业的危险。他的好友陈麟瑞当时任暨南大学英文系主任,钟书就向陈麟瑞求职。陈说:“正好,系里都对孙大雨不满,你来就顶了他。”钟书只闻孙大雨之名,并不相识。但是他决不肯夺取别人的职位,所以一口拒绝了。他接受了我爸爸让给他的震旦女校两个钟点的课。
10月左右,陈福田先生有事来上海。他以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的身份,亲来聘请钱钟书回校。清华既决定聘钱钟书回校,聘书早该寄出了。迟迟不发,显然是不欢迎他。既然不受欢迎,何苦挨上去自讨没趣呢?钟书这一辈子受到的排挤不算少,他从不和对方争执,总乖乖地退让。他客客气气地辞谢了聘请,陈福田完成任务就走了,他们没谈几句话。
我们挤居辣斐德路钱家,一住就是八年。
爹爹经常有家信,信总是写给小儿子的,每信必夸他“持家奉母”。自从钟书回上海,“持家奉母”之外又多了“扶兄”二字。钟书又何需弟弟“扶”呢,爹爹既这么说,他也就认了。他肯委屈,能忍耐。圆圆也肯委屈,能忍耐。我觉得他们都像我婆婆。
我那时已为阔小姐补习到高中毕业,把她介绍给我认识的一位大学助教了。珍珠港事变后,孤岛已沉没,振华分校也解散了。我接了另一个工作,做工部局半日小学的代课教师,薪水不薄,每月还有三斗白米,只是校址离家很远,我饭后赶去上课,困得在公交车上直打盹儿。我业余编写剧本。《称心如意》上演,我还在做小学教师呢。
钟书和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