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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会的决定。她怕我不听话，已请孟宪承先生到教育局立案。我只能勉为其难，像爸爸形容的那样“狗耕田”。开学前很忙，我不能陪钟书到钱家去。
有一天，钟书回来满面愁容，说是爹爹来信，叫他到蓝田去，当英文系主任，同时可以侍奉父亲。我认为清华这份工作不易得。他工作未满一年，凭什么也不该换工作。钟书并不愿意丢弃清华的工作。但是他妈妈、他叔父、他的弟弟妹妹等全都主张他去。他也觉得应当去。我却觉得怎么也不应当去，他该向家人讲讲不当去的道理。
我和钟书在出国的轮船上曾吵过一架。原因只为一个法文“bon”的读音。我说他的口音带乡音。他不服，说了许多伤感情的话。我也尽力伤他。然后我请同船一位能说英语的法国夫人公断。她说我对、他错。我虽然赢了，却觉得无趣，很不开心。钟书输了，当然也不开心。常言：“小夫妻船头上相骂，船杪上讲和。”我们觉得吵架很无聊，争来争去，改变不了读音的定规。我们讲定，以后不妨各持异议，不必求同。但此后几年来，我们并没有各持异议。遇事两人一商量，就决定了，也不是全依他，也不是全依我。我们没有争吵的必要。可是这回我却觉得应该争执。
我等钟书到了钱家去，就一一告诉爸爸，指望听爸爸怎么说。可是我爸爸听了脸上漠无表情，一言不发。我是个乖女儿。爸爸的沉默启我深思。我想，一个人的出处去就，是一辈子的大事，当由自己抉择，我只能陈说我的道理，不该干预；尤其不该强他反抗父母。我记起我们夫妇早先制定的约，决计保留自己的见解，不勉强他。
我抽空陪钟书回到辣斐德路去。一到那边，我好像一头撞入天罗地网，也好像孙猴儿站在如来佛手掌之上。他们一致沉默；而一致沉默的压力，使钟书没有开口的余地。我当然什么也没说，只是照例去“做媳妇”而已。可是我也看到了难堪的脸色，尝到难堪的沉默。我对钟书只有同情的份儿了。我接受爸爸无语的教导，没给钟书增加苦恼。
钟书每天早上到辣斐德路去“办公”——就是按照爹爹信上的安排办事，有时还到老远的地方找人。我曾陪过他一两次。钟书在九月中旬给清华外语系主任叶公超先生写了信，叶先生未有回答。十月初旬，他就和蓝田师院的新同事结伴上路了。
钟书刚离开上海，我就接到清华大学的电报，问钟书为什么不回复梅校长的电报。可是我们并未收到过梅校长的电报呀。钟书这时正在路上，我只好把清华的电报转寄蓝田师院，也立即回复了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