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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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出“不”字真诀。当时美国已拥有核武器，虽然才刚起步。直到1947年12月，虽然制造了12颗原子弹，却没有飞机可以运送，军中也没有够格的装配人员（Moisi，1981，pp.78—79）。至于苏联，却仍两手空空。除非苏联先让步，美国绝不会给它任何经济援助。然而这一点却正中莫斯科的要害，就算是为了最迫切需要的经济援助，它也不能有半点示弱让步的表示。而美国呢，本来就不打算给苏联任何好处。雅尔塔会议之前，苏联曾请求美国战后予以借款，可是美国声称这份文件已经“误置”，再也找不着了。

简单地说，正当美国为了未来可能出现的苏联世界霸权而担忧的同时，莫斯科却为了眼前美国在全球除了苏军占领区以外的各个地区显示威风的事实而难以安枕。当时国力远比各国全部加起来还要强大的美国，轻而易举便可以将国疲民乏的苏联收入麾下。面对这种态势，坚持到底绝不妥协，自然是最合逻辑的应对之术。我们不妨称之为莫斯科的纸老虎计吧。

话虽如此，就算两强势不两立，长期对抗不肯妥协，也并不表示战争的危险便迫在眉睫。即使在19世纪，英国外交人员虽然同样认为防止沙皇俄国向外扩张的唯一途径，便是凯南式的“遏制”之法；但在事实上他们也都非常清楚，公开对抗的机会甚少，至于开战的危险更微乎其微。相互之间的非妥协性，也不意味着你死我活的政治殊死斗争，或宗教性质的大决战。不过其中有两项因素，却使双方相对抗的局势由理性层面变为情绪层面。跟苏联相同的是，美国也是世界上代表着一种意识形态的大国，多数美国人都深信这种形态是举世皆应风从的典范。跟苏联相异的是，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不幸的是，美国这民主的特征，对世界局势来说却更具有危险性。

原因如下。虽说苏联政府，同样也得努力给自己在国际竞争场上的死对头美国抹黑，不过，它却大可不必费心争取本国国会的支持，也不用管本党是否能在国会和总统大选中赢得选票。可是民主国家的美国政府则不然。于是美国的大小政治人物，不管是否真的相信自己滔滔不绝的反共辞藻，或是像杜鲁门总统的海军部长福里斯特尔（James Forrestel，1882—1949）一般，精神错乱，竟以为苏联人正从他医院的窗口爬进来而自杀；众人纷纷发现，反共预言的夸大口吻不但听起来义正词严，而且其妙用无限，简直难以拒而不用。对于正确认识到自己已经升任为世界级霸权的美国政府而言，国内“孤立主义”之风，或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