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帝国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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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那股强大的吸引力。本土经济一旦被投入了这股买进卖出的商业社会大旋涡,当地市场便油然而生,连带刺激了当地消费产品的生产活动。而本地的生产设施,购置成本自然也比较低廉。另外部分原因,则由于多年从属地区的经济生产,尤以亚洲为最,原本便具有高复杂度且悠久的组织源流及制造背景,更拥有相当成熟复杂的生产技术,以及丰富优良的人力资源。于是巨型的集散城市,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悉尼,到孟买、上海、西贡,便成为北半球诸国与从属世界联络的典型环节。在进口业务大伞一时的笼罩之下,这些城市纷纷兴起了自己的工业,虽然这种趋势并非其统治者的本意。很长时期以来,进口的兰开夏棉织品不但距离遥远,而且价钱昂贵。现在近在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孟买北边的商业中心)或上海的本地厂家——不论是由当地人自办或是为外商代理——不必花费太多力气,便可轻易就近供应印度或中国的市场。事实上,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地的真实写照,英国棉织业的前途便也就此断送。
马克思的预言显然很符合逻辑,工业革命的火花最终果然传遍了全世界。可是我们在深思马克思的预言之余,却又不得不为另一个现象感到惊诧:直到帝国时代结束为止,事实上直至1970年以前,绝大部分的工业生产,始终不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之门。若打开世界工业地图来看,30年代后期的唯一改变,是苏联五年计划的实施(参见第二章)。迟至60年代,位于西欧和北美的原有工业心脏地带,依然包办了全世界七成以上的总生产毛额。至于“附加性价值生产”(value added in manufacturing),也就是工业性的出产,更几乎高达八成(Harris,1987,pp.102—103)。旧有西方世界独霸的重心,一直到20世纪后三分之一之际,才发生重大并显著的转移,其中包括日本工业的兴起——1960年时日本的生产总额,还不及全球工业总额的4%。因此直到70年代,经济学家才开始著书讨论“国际分工的新现象”。换句话说,也就是旧心脏地带的工业力量,在此时方才开始出现衰退的现象。
帝国主义,也就是那“旧有的国际分工形式”,在骨子里显然便有一股积极强化核心大国垄断工业地位的倾向。帝国主义别有用心,刻意延续落后国家落后状态的做法,曾在两次大战之间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大力抨击。1945年后,新兴起的一批研究各种“依附论”的学者,也对帝国主义的自私心态提出严厉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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