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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企业结构和做法上的双重转型。一方面，这个时期有许多新的发展，例如资本的集中可使人区别出“企业”和“大企业”的那种增长幅度，自由竞争市场的萎缩，以及1900年前后的各种发展，这些发展曾使观察家想为这个显然是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时代，贴上一个适当的标签（参见下一章）。另一方面，人们借着将科学方法应用到工业技术、组织和计算之上，以求有系统地实现生产和企业经营的合理化。

第五，是日用必需品市场的不寻常转型，即量与质的同时转型。随着人口、都市化和实际收入的增长，此前多少限于粮食和服装（也就是基本维持生活所需）的大众市场，现在开始主宰了生产日用必需品的工业。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项发展比有钱有闲阶级在消费上的显著增长更为重要，因为后者的需求模式并没有显著改变。在汽车工业上，造成革命的是福特T型车而非劳斯莱斯（Rolls-Royce）汽车。与此同时，革命性的工艺技术和帝国主义又有助于为大众市场创造一系列新奇的货物和服务，其范围从这个时期大量出现在英国劳动阶级厨房中的瓦斯炉，到自行车、电影和极为普通的香蕉等。1880年前，这些物品的消费市场几乎不存在。这项转型最明确的后果之一，便是开创了大众媒体。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名副其实的大众媒体。19世纪90年代，英国一份报纸的销售量已达到100万份，而法国的报纸也在1900年前后达到这个销售数字。[24]

凡此种种不但表示生产方式已转型为现代所谓的“大量生产”，同时也暗示了包括信用购物（主要是分期付款）在内的配销转型。因而，1884年时，英国开始有1/4磅标准包装的茶叶上市。这项发展将使无数诸如立顿爵士（Sir Thomas Lipton）之类的食品杂货大亨，可以从大城市的工人后街当中赚取财富。立氏的游艇和金钱赢得了英王爱德华七世的友谊，这位声名狼藉的国王特别容易被一掷千金的百万富翁所吸引。立顿的分店由1870年的一家也没有，增加到1899年的500家。[25]

第六，大众市场的转型也自然而然地导致了第三类经济的显著成长，亦即公家和私人服务业的蓬勃发展，例如办公室、商店和其他服务业。我们只需举英国的例子便可见其成长之一斑，英国在其极盛时期，曾以小得离谱的办公室作业支配整个世界经济：在其总数大约950万的就业人口中，1851年时仅有6.7万名公职人员和9.1万名商业雇员。到了1881年，在商界就业的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