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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规律的事情呢？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的传统政府无力管理复杂的商业行为，无法从中获得利益，只好通过将利益出让给个人来获取少量的收入。你可以把牙人看作是一种官府的包税人。类似的例子还有明清的食盐专卖体制，就其本意来说如出一辙：通过最简单的方式获取财源，简化管理。至于结果我们都清楚，国家巨大的财源在变相的包税制下反而年年亏损。”
“这个就和让乞丐打更承担治安任务一样……”
“是的，”陈策说，“传统政府无力承担许多必不可少的公共服务，怎么办？那就通过让渡部分公权力来交换服务，至于服务的水平如何，社会维持支出的实际成本有多大，官府并不操心，反正成本是由老百姓来承担――所以说在公共服务社会化这个理念上我们是领先于世界的。”他说了来了兴趣，“我们一直说大明的商业税少。真得少吗？不用下去调查光看史籍就知道商人的负担并不轻――钱都去了哪里？大多花费是消耗在‘潜规则’了。而我们的税收体系就是把这些‘潜规则’明规化，做到征税有法可依，减少这种灰色领域。”
“张居正搞‘一条鞭法’也是和你一样的想法。”郑尚洁忽然说，“我担心……”
陈策笑了笑：“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最终失败，不是因为他的税法有问题，而是大明政府体制落后了。凡是现代社会体制下的税收，除了某些奇葩国家之外，基本没有闹出过大问题的。”
“……另外，在城外要设立一二个大型副食品批发市场，让商贩、餐饮商家和农民直接进行交易。”郑尚洁在地图上比划着，“一来我们可以就地征税，二来可以有效调节市面上副食品价格――现在副食品批发环节里欺行霸市现象太严重了。”
关帝庙人马在各关厢暴力垄断了城外蔬菜、禽蛋、水产品批发渠道。强制农户和小贩都要从他们手中交易。这样的垄断不但流失了税源，还加大了市民的生活负担。打破垄断对争取民心和扩大收入都有直接的好处。
市政府并不直接插手批发市场的贸易，只是作为市场管理方存在，征收税款，收取场租之类的服务性费用。
但是市场里元老院必需有代理人，这样才能影响到市场的运作，各种买入、卖出的操纵市场的行为也得有一个商业实体来运作。市政府讨论下来决定由大昌米行操作粮食贸易，由万有操作副食品，由合作社操作大宗生活日用品，同时代销专卖的食盐和烟草。
“有了批发市场，我们就基本上控制了大宗商品的流通渠道。”郑尚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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