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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老院原本有一种想法是将“银储券”作为工业品购买券，要购买元老院生产的商品必需使用新货币，但是财经口的人认为这样做意义并不大，因为元老院生产的工业品，从覆盖人群和使用范围来说依然不够大。
财经口的意见是元老院必需掌握广州的“米”、“盐”、“布”这三件居民基本消费品的渠道，确保新币能随时购买到这三样必需品。
只要纸币能够购买到生活必需品，是否能够兑换成银元就不再关键。否则就算能确保市面上每一元银储券在银行里都有一个银元作为储备也无济于事。
当初人民币能够在混乱的货币市场上站稳脚跟，除了靠行政力量强制银元退场，关键是政府能够控制“两白一黑”（米、棉纱和煤）的供应渠道，从而维持住纸币的基本信用。
财经省面临的情况和1949年不同，但是废两改元，银钞通兑依旧是一件对金融市场来说天翻地覆的大事，要保证新货币能够被接收，流通，再多的金融理论都抵不过最基本的原则：要让钱“值钱”。
金银并不天然“值钱”，在金银泛滥商品稀缺的地方，它们同样遭到巨大的贬值。在17世纪的中国就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满清。
满清靠着多次入关掳掠，获得了相对于其国土面积和人口来说天文数字一般的财富，但是巨额的金银财宝倾泻在这一小片寒冷贫瘠的土地上，带来的只有恶性的通货膨胀。大明对其实行贸易禁运的结果是满清只能和同样贫瘠且心怀敌意的朝鲜进行几乎强制性的贸易，从山西商人那里获得的商品更是杯水车薪。
派往盛京进行贸易的黄骅原来写来的报告里充满了“百物腾贵”，“商品稀缺”的字眼，中下层官员生活困难，甚至有官员因为被迫出卖御赐之物获罪的事情发生。满清不断的要求元老院运来粮食，开价甚至高达每石四十两银子。
“所以准备多少银币并不是关键问题。虽然我们的新货币已经不再是米本位了，但是货币的价值依然需要这些基本商品来背书。”陈策阐述完新货币发行计划之后加上了这句结束语。
刘翔说：“我不是置疑财政省的政策。但是……但是，老百姓对纸币可是一点好感都没有。我们现在拿出纸币发工资、买东西。恐怕，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市场接受度不高，总不能搞强迫贸易吧。得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陈策说：“这个自然，不然财政省何必再给你加拨二十万元的银币？就是为了减少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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