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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午丁未年的大事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不是“革命”的主要对象，尤其像我这种没有名位也从不掌权的人，一般只不过陪着挨斗罢了。这里所记的是一个“陪斗者”的经历，仅仅是这场“大革命”里的小小一个侧面。
一九八六年
</blockquote><h2>一 风狂雨骤</h2>
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也就是阴历丙午年的六月，我下班回家对默存说：“我今天‘揪出来了’，你呢？”
他说：“还没有，快了吧？”
果然三天后他也“揪出来了”。
我问默存：“你是怎么‘揪出来’的？”
他也莫名其妙。“大概是人家贴了我几张大字报。”
我倒记得很清楚。当时还没有一张控诉我的大字报，不过我已早知不妙。一次，大会前群众传看一份文件，传到我近旁就跳过了我，好像没有我这个人。再一次大会上，忽有人提出：“杨季康，她是什么人？”并没有人为我下定义，因为正在检讨另一“老先生”。会后，我们西方文学组的组秘书尴尬着脸对我说：“以后开会，你不用参加了。”我就这样给“揪出来了”。
“揪出来”的算什么东西呢，还“妾身未分明”。革命群众天天开大会。我们同组“揪出来”的一伙，坐在空落落的办公室里待罪。办公室的四壁贴满了红红绿绿的“语录”条，有一张上说：拿枪的敌人消灭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一位同伙正坐在这条语录的对面。他好像阿 Q 照见了自己癞痢头上的疮疤，气呼呼地换了一个坐位。好在屋里空位子多的是，我们足有自由随便就坐，不必面对不爱看的现实。
有一天，报上发表了“五·一六通知”。我们在冷冷清清的办公室里正把这个文件细细研究，窃窃私议，忽被召去开大会。我们满以为按这个指示的精神，革命群众该请我们重新加入他们的队伍。不料大会上群众愤怒地控诉我们种种罪行，并公布今后的待遇：一，不发工资，每月发生活费若干元；二，每天上班后，身上挂牌，牌上写明身份和自己招认并经群众审定的罪状；三，组成劳动队，行动听指挥，并由“监管小组”监管。
我回家问默存“你们怎么样？”当然，学部各所都是一致的，我们俩的遭遇也相仿佛。他的专职是扫院子，我的专职是扫女厕。我们草草吃过晚饭，就像小学生做手工那样，认真制作自己的牌子。外文所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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