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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护杀人犯的省长和督军顶牛，直到袁世凯把他调任。他在北京不过是京师高等检察厅长，却让一位有贪污巨款之嫌的总长（现称部长）受到高检厅传讯，同时有检察官到总长私邸搜查证据。许多高官干预无效；司法总长请得大总统训令，立将高检长及搜查证据的检察官给以“停职”处分。《民国演义》上提到这件事，说杨某其实没错，只是官官相护。据我理解，我父亲的“立宪梦”，辞官之前早已破灭。
我说“理解”，因为都未经证实。我在父母身边的时候，对听到的话不求甚解。有些事只是传闻；也有些是父亲对我讲的，当时似懂非懂，听完又忘了；有些事是旁听父母的谈话而领会的。
我母亲唐须荌也是无锡人。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我父母却无话不谈。他们俩同年，一八九八年结婚。当时我父亲还是学生。从他们的谈话里可以听到父亲学生时代的旧事。他们往往不提名道姓而用诨名，还经常引用典故——典故大多是当时的趣事。不过我们孩子听了不准发问。“大人说话呢，‘老小’（无锡土话，指小孩子）别插嘴。”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Jean de La Bruyère）《人性与世态》（<cite>Les Caractères</cite>）。他们的话时断时续，我当时听了也不甚经心。我的领会，是由多年不经心的一知半解积累而得。我父亲辞官后做了律师。他把每一件受理的案子都详细向我母亲叙述：为什么事，牵涉什么人等等。他们俩一起分析，一起议论。那些案件，都可补充《人性与世态》作为生动的例证。可是我的理解什么时候开始明确，自己也分辨不清。
例如我五六岁在北京的时候，家里有一张黎元洪的相片，大概是大总统发给每个下属的。那张照片先挂在客厅暗陬，不久贬入吃饭间。照片右上角有一行墨笔字：“补塘检察长”。我常搬个凳子，跪在凳上仔细端详。照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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