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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所在的厂是国营大厂有上万职工，但是效益不好，经常发不下工资，更别说公费医疗了，九十年代初期换个肾要三十多万，那个年代三十多万对一个普通家庭而言就是个天文数字，根本换不起，换不了肾就只能等死。眼看着病情一天一天恶化，大家就想出了这个办法。当父亲知道后，强行制止了募捐行动，作为厂里的中层干部他知道工厂的实际困难，工友们也都并不宽裕，所以父亲坚决不给厂里添麻烦，不同意募捐，只能靠透析维持日渐消散的生命。病床上那个瘦弱萎靡的父亲在我的心里却越发的高大伟岸。那三十多本红彤彤的证书从来都安静地躺在家中抽屉的一角，从来没有向世人炫耀过它们的存在，从那一刻起，父亲在我的心中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好男人。
病房外，70多岁的姥姥和姥爷早就赶了过来，看过父亲的情况，他们把母亲拉了出来，在我面前一直坚强隐忍的母亲看到姥姥姥爷的到来，突然之间泣不成声，扑倒在姥姥怀里，这是一个女儿一个妻子最悲怆的表述，那种无奈和不舍，让年近花甲的老人红了眼眶，终于又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还是姥爷冷静理智，当了一辈子的老厂长，虽然年岁已高但心思清晰，拍着母亲肩膀说：
“惠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坚强，云松的后事都准备了吗？景毅呢？老二、老三呢？”
母亲擦了一下眼泪回复着姥爷：“他们都在，景毅去给他姐夫做寿衣了，老二和老三去接燕子的姑姑和叔叔了，应该在回医院的路上。”
正说着，我听到了那地道的上海方言：“大哥，大哥在哪个病房？”姑姑和叔叔焦急的声音回荡在病房门外，我用力握了握父亲的手，哽咽着说：
“爸爸，姑姑和叔叔他们来看你了。”那只尚带一息温热的手一动不动，但是我从心电图的跳动上看到了父亲的感应，他说不出来，但是依然能感知外界的声音。
首先冲进病房的是我的二叔海云峰和三叔海云锐，看到弥留之际的父亲，大家全都红了眼圈。“大哥，我们来晚了，你睁开眼睛看看我们，大哥！”当姑姑海云凤声嘶力竭地哭喊着大哥的时候，我感觉到父亲的手凉了下来，心电图慢慢成了一条直线，父亲咬牙坚持着就是为等到所有的亲人见到最后一面，哪怕是听一听声音，对他而言也是圆满了。他终于可以放心地走了，这世上除了让他牵挂的两个无依无靠的女人，再没有放不下的心愿。
病房里顿时乱成了一团，医生和护士通过各种医疗器械抢救，注射大剂量的强心剂，终于还是没能挽救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