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民族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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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关心。就这些国家的群众而论，其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不可否认的，但这些国家的情形又说明，如果认为其人民会理所当然、异口同声地表示他们是同种同族，显然是不够明智的。

至于其他民族，特别是大多数突然出现的民族，在19世纪中期，唯有神话和宣传才会说它们的民族主义毫无问题。这些民族的“民族”运动，在经历情绪阶段和民间传说阶段之后趋向政治化，因为涌现出大批致力于“民族理念”的骨干，他们出版民族杂志及其他出版物，组织民族社团，试图建立教育和文化机构，进行各种更直率的政治活动。但整体而言，这时期的运动缺乏群众的认真支持。运动成员主要是介于一般民众和当地资产阶级或贵族（如果存在的话）之间的人士，特别是文化人士：教师、低层神职人员、某些城市店主和独立手工业者，以及那些在阶级社会里处于从属地位为了儿子而尽力往上爬的农民。最后还有学生，他们来自某些民族意识强烈的院校、神学院和中学，并成为积极战士的现成来源。对那些具有“历史的”民族而言，只要赶走外来的上层统治者，便可成立国家，而地方的精英分子——匈牙利和波兰的士绅，挪威的中级官僚——更直接地提供了政治骨干，有时还提供了一个更大的民族主要基地（参见《革命的年代》第七章）。整体而言，这个阶段的民族主义于1848年至19世纪60年代于北欧、西欧和中欧宣告结束，然而许多巴尔干和斯拉夫小民族的民族运动，此时才刚刚开始。

在一个民族当中，最传统、落后、贫穷的那些人，通常是最后卷入这种民族运动的人，即工人、佣人和农民。原因不言而喻，他们是跟在“满腹经纶的”精英人物后面。群众性民族主义阶段的到来，一般是在自由民主派的民族主义中产阶层的组织影响之下发动起来的，除非是受到独立工党和社会党的冲击。这个阶段在某种程度上与经济和政治发展息息相关。在捷克，群众性民族主义阶段始于1848年，复苏于专制主义的19世纪50年代，但取得巨大进展的时期，还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19世纪60年代。19世纪60年代的政治条件也更为有利。一个土生土长的捷克资产阶级，此刻已积累了足够财富，得以开设一家有效率的捷克银行，国家剧院等耗资巨大的设施也终于建立起来（国家剧院于1862年临时开幕）。群众性文化组织（例如1862年建立的训练协会）深入农村，奥匈帝国分立之后，许多政治运动都是通过一系列规模很大的露天集会进行的。1868—1871[8] 年间总共约有140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