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the ry f the ffene 罪之记忆 (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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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读到简·埃默里（Jean Améry）留给我们的文字时，我们不能不感到其中的恐怖。这位奥地利哲学家因参加比利时抵抗运动而遭受盖世太保的折磨。因为他是一名犹太人，后来被遣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
任何曾受折磨的人永远受着折磨……
任何曾受折磨的人永远无法再轻松地活在世间，永远无法摆脱屠杀的憎恶感。对于人性的信仰，早在第一个耳光中崩裂了，然后在折磨中轰然毁灭，永远无法恢复。
对他来说，折磨是一种冗长不堪的死亡。埃默里，于1978年自杀（我会在第六章再次提到他）。
我们并不希望鼓励混淆、无聊的弗洛伊德学说、病态或者纵容。施暴者仍是施暴者，受害者仍是受害者。他们不能互换。前者将受到惩罚和诅咒（但是，如果可能的话，理解），而后者则会受到同情和帮助。但无论是施暴者，还是受害者，都曾经历了卑下且无法更改的暴行。他们需要庇护，需要保护，需要本能地搜寻，并非全部，是大部分——而且需要经常如此，直到他们的一生。
到现在为止，我们掌握了施暴者的大量供词、证言和自白（我不单指德国纳粹党徒，而是所有服从法西斯主义而犯下多种恐怖罪行的人们）：有些来自法庭，有些来自采访，有些仍然包括在书籍和回忆录中。在我看来，这些材料至关重要。一般来说，对于目睹事实和所犯罪行的描述并不重要：它们充分与受害者的陈述一致，鲜有冲突之处，随着法庭的判决，便成为历史的组成部分，往往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动机和理由：你为什么这么做？你意识到自己正在犯罪吗？
对这两个问题（或者其他类似问题）的回答非常相似，尽管被询问人秉性各异，如野心勃勃、非常聪明的专业人士施佩尔（Speer）；冷酷而狂热的纳粹党徒艾希曼（Eichman）；目光短浅的公职官员，如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斯坦格尔（Stangl）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霍斯（Höss）；愚钝的畜生，像博格（Boger）和卡度克（Kaduk），酷刑的发明者。每个人的表达各不相同，带着多多少少的傲慢，取决于他们的精神状态和文化背景，但他们的回答最终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我这样做是为了服从命令；其他人（我的上级）比我做得更糟；我成长所接受的观点，生活的环境，让我不能采取其他行为；就算我不这么做，其他人也会顶替我的职位，甚至做得更糟。任何读到这些辩解的人，第一反应都是强烈的反感——他们说谎，他们看不到这些借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