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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信也寄不出去，他还是继续往乌拉斯写信。给某个人写信，这个人也许能理解自己，也许已经理解了，这个想法让他还能继续写下去、继续想下去。否则他真的没法继续了。
时间一旬一旬地过去，然后是一个又一个学期。每年有那么两三次，他的努力能得到回报：收到阿特罗或是伊奥国或舍国哪位物理学家的信。那些信都很长，写得密密麻麻，论证也很严密，从开头称谓到信末签名之间全是理论，全是深奥的超数学—伦理学—宇宙学时间物理理论，出自他不认识的人之手，以他不会讲的语言写就。他们猛烈地抨击他的理论、试图推翻他的理论，那些人是他祖国的敌人，也是他的对手；是陌生人，也是兄弟。
收到信后的几天时间里，他会变得暴躁，同时又兴高采烈，没日没夜地工作，新的观点像喷泉一样源源不断地涌出来。随后，在极度猛烈的喷射和挣扎之后，他又缓缓地回到现实之中，回到干燥的地面，进入干涸枯竭的状态。
在他来到学院的第三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格瓦拉伯去世了。他请求在她的追悼会上发言。依照惯例，追悼会在死者生前工作的地方举行：这次是在物理实验室大楼的一个演讲厅里。他是会上唯一的发言者。没有学生到场，格瓦拉伯开始授课到现在还不到两年。在场的只有学院几位年长的会员，还有一位中年人是格瓦拉伯的儿子，他是东北区的一位农业化学家。谢维克站在这位老教授曾经站着讲课的位置，用嘶哑的声音——现在一到冬天他就会习惯性地感冒——告诉在场的诸位，格瓦拉伯是时间科学的奠基人，是整个学院里最伟大的宇宙学家。“我们物理学界现在有了自己的奥多。”他说，“我们拥有她，但是我们并没有给她应有的荣誉。”会后，一位老太太眼里噙着泪水，向他表示了谢意。“我们总是在一起过旬末，我们俩，在我们街区的门房值班，我们聊得非常愉快。”她说，楼里吹出的冰冷的寒风吹得她直眨眼。那位农业化学家跟他们嘟哝了几句客套话之后，就匆匆地去赶回东北区的飞船了。谢维克感到莫名的愤怒，这中间又夹杂着悲伤、烦躁和无奈，他开始漫无目的地在城里乱走。
在这里三年，他取得了什么成就？一本书（已经被萨布尔据为己有）、五六篇未发表的论文、为一位逝者所写的悼词。
他所做的一切都得不到理解。更坦率地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他都没有起到任何必需的作用。事实上——在他这个领域这种现象并不罕见——二十岁的时候，他的能量便已全部耗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