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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师甚至服装师、理发师；而我们中国孩子志向大得很，希望自己长大后成为市长、总经理或科学家。但毕竟更多的人会成为普通劳动者，当市长和总经理的永远只能是少数。那么，我们在向孩子灌输美好希望的时候，其实早就为他们预备好了失望。于是更多的孩子便只能带着失望走向社会，他们也许终生都摆脱不了盘旋在头顶的劣等公民的阴影。</blockquote><blockquote>可是我们又不得不这样教育孩子。没有好的学业，就上不了好的大学，就不可能出人头地。我们担心孩子面临的依旧是个势利的社会，我们担心孩子遭遇的将是更激烈的生存竞争。</blockquote><blockquote>我真希望我的儿子像野草一样自己去长，却又怕他真的成了野草，被人踩在脚下。</blockquote><blockquote>我很想问问儿子：你快乐吗？可是我不敢问。我不知道怎样做父亲！</blockquote>
关隐达想不到自己四十多岁的人了，还写这种文字。儿子这一代，活得真没意思。他写这篇短文时，整个儿就是个慈父。那个深夜，他胸口软软的，像是任何东西都塞得进去。他可怜孩子们，却束手无策。整个社会的游戏规则不改变，教育模式就没法变。
关隐达放下杂志，打了孟维周电话：“孟书记，您上午有时间吗？我想来汇报一下。”
孟维周也不问他有什么事，只说：“老关您来吧，我在办公室等您。”
关隐达叫上车，不到十分钟，就进了孟维周办公室。
孟维周亲自倒了茶，递上，问：“老关您有什么好事？”
关隐达说：“孟书记，我们教委班子几个人，分工都很细。我们业务部门不同别的部门，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不好把谁抽走。所以，我向市委建议，我们教委的同志就不要派到企业去了。”
孟维周说：“派干部去企业学习，是市委认真研究，慎重决策的。省委很支持我们的做法。各部门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老关，希望您支持我工作啊。”
关隐达笑道：“孟书记这么说，我就不安了。我不是不支持您的工作啊。教委都是业务型干部，组织上培养干部，是有目的性的。如果组织上决定把我们这位同志培养成经济管理型干部，我自然同意。但是，据我对这位同志的了解，他的长处在于教育行政管理。”
孟维周想照顾关隐达的面子，就说：“老关说得也有道理。好吧，我同组织部的同志说说，能换就换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