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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电报给清华，说明并未收到梅电（我的回电现还存在清华的档案中）。他在路上走了三十四天之后，才收到我寄的信和转的电报。他对梅校长深深感激，不仅发一个电报，还来第二个电报问他何以不复。他自己无限抱愧，清华破格任用他，他却有始无终，任职不满一年就离开了。他实在是万不得已。偏偏他早走了一天，偏偏电报晚到一天。造化弄人，使他十分懊恼。
两年以后，陈福田迟迟不发聘书，我们不免又想起那个遗失的电报。电报会遗失吗？好像从来没有这等事。我们对这个遗失的电报深有兴趣。如果电报不是遗失，那么，第二个电报就大有文章。可惜那时候《吴宓日记》尚未出版。不过我们的料想也不错。陈福田拖延到十月前后亲来聘请时，钟书一口就辞谢了。陈未有一语挽留。
我曾问钟书：“你得罪过叶先生吗？”他细细思索，斩绝地说：“我没有。”他对几位恩师的崇拜，把我都感染了。
可是钟书“辞职别就”———到蓝田去做系主任，确实得罪了叶先生。叶先生到上海遇见袁同礼，叶先生说：“钱钟书这么个骄傲的人，肯在你手下做事啊？”有美国友人胡志德向叶先生问及钱钟书，叶先生说：“不记得有这么个人”；后来又说：“他是我一手教出来的学生。”叶先生显然对钱钟书有气。但他生钱钟书的气，完全在情理之中。钟书放弃清华而跳槽到师院去当系主任，会使叶先生误以为钟书骄傲，不屑在他手下工作。
我根据清华大学存档的书信，写过一篇《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的实情》。这里写的实情更加亲切，也更能说明钟书信上的“难言之隐”。
钟书离上海赴蓝田时，我对他说，你这次生日，大约在路上了，我只好在家里为你吃一碗生日面了。钟书半路上做诗《耒阳晓发是余三十初度》，他把生日记错了，我原先的估计也错了。他的生日，无论按阳历或阴历，都在到达蓝田之后。“耒阳晓发”不知是哪一天，反正不是生日。
钟书一路上“万苦千辛”，走了三十四天到达师院。他不过是听从严命。其实，“严命”的骨子里是“慈命”。爹爹是非常慈爱的父亲。他是传统家长，照例总摆出一副严父的架式训斥儿子。这回他已和儿子阔别三年，钟书虽曾由昆明赶回上海亲送爹爹上船，只匆匆见得几面。他该是想和儿子亲近一番，要把他留在身边。“侍奉”云云只是说说而已，因为他的学生兼助手吴忠匡一直侍奉着他。吴忠匡平时睡在老师后房，侍奉得很周到。爹爹不是没人侍奉。
爹爹最宠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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