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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在社会下层生根,因此也比较笃实。南方佛教则寄托在门第士大夫间,尚玄想,尚清谈。若说空寂,则南方佛教更空寂,后来天台禅宗都盛行在南方。南方气候温暖,地面也狭小了,水土肥沃,生事更轻松,小家庭臸也开始在南方蔓延。人事牵掣,亦较北方轻减。下及唐代,一辈士大夫,论其家世,比较还是北方传统占优势。北方农村比较南方笃实,大家庭臸亦先在北方生长。门第力量还在,每一个人(此指士大夫言)至少都还有家庭重负。因此唐代佛学虽盛,而却重事功。下到宋代,中国一切文化学术重心,逐渐南迁。门第破坏了,小家庭臸普遍了,士大夫一得科第,衣租食税,生事易足,生活担子更轻松,人事更宽弛,心地上觉得一切闲散不紧张,禅宗思想流进儒学,便成为宋明之理学家。理学家说敬说静,总是在小家庭里个人生活无忧无迫,遂能欣赏到这一种生活。朱子说:“敬有甚事,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块然兀坐,耳无闻,目无见,全不省事之谓。只收敛身心,整齐纯一,不恁地放纵,便是敬。”其实敬也等如没事了。只要你在没事时莫放纵,莫惰,莫骄。莫惰了,又没事,便成了宋儒心中所认识的所谓敬的体段。陆象山常教人收拾精神,总因在散闲生活中精神易散漫,易放纵,故而要你收拾,这些全是在比较轻松无事中才讲求。宋儒亦讲明道正谊,但实在是个人身上的意味重了,并不像先秦儒家般,常从国家社会大处着眼。先秦儒讲的义与道,常指的政治性,社会性的,个人日常生活的意味比较淡。因此宋儒好譬如儒家中的出家人。他们不是崇信佛教的僧徒,但可说他们是崇信孔子的僧徒。他们不是慕效老庄的道士,而只是慕效孔孟的道士。
宋明理学家不喜欢佛教,也不喜欢老庄,但那时是南方士大夫为主体的时代了,虽则他们极力想像追求古代中国北方农村的一种朴笃精神,而终于要走样。他们常爱说眼前日用,却实在闲散没事。因此他们爱说孟子“必有事焉”,一面便连带说中庸鸢飞鱼跃活沷沷地。可见他们的那些事,还只是云淡风轻,寻花傍柳,窗前草不除,在闲中欣赏雏鸡,观盆鱼,乃至静听驴子叫之类。好言之,可说是一种淡宕的艺术人生。恶言之,还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所以用心到这些上面来。阳明教人也说必有事焉,切莫空锅煮饭。其实正因闲事没事,故而时时想到必须有事。真使你生事忙迫,哪有闲工夫说必有事焉呢?然则宋明理学家正已在空锅煮饭了。到底他们也不免要带几分空寂味儿吧。我们纵不说他们也犯了骄惰之病,但劳谦之德总是视古有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