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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二年年底，轰动京师的刺史打人案的调查，开始火急火燎地在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上演。
这引起了民间强烈的震动。
一时间，民意调查的新政，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有人分析这个案子本质上是政治案，而不是刑事案。
据说先是在朝堂上议政解决的主要矛盾，随后才是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介入调查的刑事案件。
而且更复杂的是，三司会审的同时，礼部和吏部也时不时会派人过来。
例如孙束被大理寺和刑部官员交叉审问的时候，礼部的人却进来，跟他核对了齐州以及齐州下面诸多县令民意调查的内容。
这牵涉到官员的考核、升迁、奖励。
孙束一边要交代他是如何殴打鲜于仲通、在地方盘剥百姓的，一边还要仔细回答民意调查的许多细节问题。
这让他的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
当天《长安日报》是这样点评的：民意调查是治世利器。
甚至在《京兆府晚报》上，有人更加犀利地点评道：民意调查是另一种权力，它对地方刺史的权力形成了一种威慑，让刺史们不敢为非作歹。但如果报纸在各地兴办，会为民意调查的更深入、更彻底、更公平保驾护航。
长安的老百姓都知道《长安日报》更偏向于日常八卦，而《京兆府晚报》更偏向于时事政论。
《京兆府晚报》的政论更加专业，它总是能精准地预测朝廷下一步政策，甚至有人认为《京兆府晚报》是朝廷对民间的政策出口。
是为了试探民间各个阶层的反应。
《京兆府晚报》对这一次案情的点评，快速在长安引起新一轮的舆论风暴。
地方监察权的声音在民间也水涨船高，例如平康坊的时政名人韦应物是这样说的：民意调查这件事还是初期，某一部分人在往后肯定会找到舞弊的手段，报纸介入到地方，刻不容缓。
韦应物的这篇时政发布后，立刻典型了很多人。
原来报纸还有监察的作用？
当然，最后韦应物在他的时政中为这一次民意调查案取了一个称呼：刺史案。
天圣二年的刺史案牵涉到的刺史多达五十几人，必将震惊全国。
这个案子也为接下来整个大唐的吏治改革奠定了基础。
全方面施行民意调查考核制度已经是大势所趋，且短时间内将无人再去发对。
无论如何，这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