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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代”所塑造，确确实实的塑造。比方说，日后为20世纪第三个25年的全球繁荣提供国际架构的世界金融安排，是那些在1914年便已成年的人在20世纪40年代协商出来的。而主宰这些人的历史经验，正是帝国的年代走向崩溃的那25年。在1914年已经是成人的最后几个重要政治家或国家元首，要到20世纪70年代方才逝世（例如毛泽东、铁托、佛朗哥、戴高乐）。但更重要的是，今日的世界乃是由帝国的年代及其崩溃留下的历史景观所塑造的。

这些遗产中最明显的一项，是世界被划分为社会主义国家（或以此自称的国家）与非社会主义国家。基于我们在第三章、第五章和第十二章中尝试概述的原因，马克思的思想影响了1/3以上人类的生活。不论前人曾对从中国诸海到德国中部的欧亚大陆，外加非洲和南北美洲少数几个地区的未来做过什么样的预测，我们都可相当有把握地说：那些自称实现马克思预言的政权，一直到群众社会主义劳工运动出现之前，皆不曾出现在前人展望的未来之中。它们所呈现的模式和意识形态，接着启发了落后、附属或殖民地区的革命运动。

同样明显的另一项遗产，是世界政治模式的全球化。如果说那些习惯被称作“第三世界”的国家（附带一提，这些国家不赞同“西方列强”），已构成20世纪后期联合国的大多数成员，那是因为它们绝大多数都是帝国时代列强分割世界的遗留物。法国殖民地的丧失大约产生了20个新国家，从大英帝国殖民地衍生出来的国家更多。而至少在非洲（在写作本书之时，非洲有超过50个在名义上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所有的新国家都沿用根据帝国主义协商所划定的疆界。再者，如果不是由于帝国时代的发展，我们很难想象在20世纪晚期，这类国家受过教育的阶级和政府，大多数皆使用英语或法语。

另一项较不明显的遗产，是所有的国家都应以（其本身也以）“民族”来形容。我在前面曾经说过，这不仅是因为“民族”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一项19世纪欧洲的产物）可以充当殖民地解放的意识形态，而殖民地的西化精英分子也的确为了这个目的才将其引进；同时也因为在这段时期，“民族国家”的概念适用于各种大小的类似群体，而不像19世纪中叶的“民族原则”开拓者所认为的那样，只适用于中型或大型的民族。在19世纪晚期以后诞生的大多数国家（而自威尔逊总统之后，也被授予“民族”的地位），几乎都是面积不大、人口不多的国家，而在列强殖民地纷纷丧失之后，更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