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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白手起家的政客必须用种种方法兑现他们对商人或其他利益团体的支持或反对。而使这种腐败更显突出的原因在于：至少在西欧和中欧，清廉是常设的资深公务员和法官的必备操守——在法治国家，此时他们大多仍受到保护，并没有选举和赞助的顾虑（只有美国是一大例外）。［然而即便是在美国，1883年也成立了一个“文官委员会”（Civil Service Commission），为独立于政治赞助的“联邦文官体系”（Federal Civil Service）奠定了基础。但是，赞助在大多数国家仍较通常所假设的更为重要］。政治上的腐败丑闻不仅发生在对金钱转手不加掩饰的国家，例如法国（1885年的威尔逊丑闻，1892—1893年的巴拿马丑闻），也发生在对金钱转手加以掩饰的国家，例如英国［1913年的马可尼（Marconi）丑闻，两个白手起家的政府人物：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和鲁弗斯·伊萨克斯（Rufus Isaacs）——日后的最高法院院长和印度总督——均牵连在内］。［在凝聚性甚高的统治名流内部，令民主观察家和政治道德家吃惊的交易，并不罕见。曾任财政大臣的伦道夫·丘吉尔勋爵（Lord Randolph Churchill），也就是温斯顿·丘吉尔之父，欠了罗斯柴尔德大约6万英镑；罗斯毕尔德对英国的金融兴趣是可想而知的。这笔债的大小，可用下列数字说明：这笔钱相当于那年英国所得税总额的0.4%。］[10] 当政府基本上可说是以政治恩惠购买选票的办法来获得多数人的支持时，议会的不稳定当然可能与贪污有关——政治恩惠几乎无可避免地皆具有财政上的重要性。如前所云，意大利的焦利蒂便是利用这一策略的高手。

当时社会的上流人士，对于政治民主化的危险具有深切了解，而且一般而言，对大众日益增强的中心地位的危险性，也有深切了解。从事公务之人对此皆忧心忡忡。比方说法国正派言论的堡垒——《时代》（Le Temps ）和《两个世界杂志》（La Revue des Deux Mondes ）的编辑，在1897年出版了一本顾名思义的书——《普选权的创立：现代国家的危机》（The Organisation Of Universal Suffrage :The Crisis of the Modern State ）[11] ，而好学深思的保守党殖民地总督和日后的阁员阿尔弗雷德·米尔纳